三四十年前我们那个公社叫白庙公社，驻地叫牛尾泉。那里有一眼令人叹为观止的旺泉，它在天台山余脉大光山脚下，向前伸展15里左近汹涌而出。无论晴雨旱涝，泉水清冽无比；不管酷暑寒冬，水温凉热如饴。那些年辰，这方泉眼，滋养了公社驻地的近十个单位、十几个村庄、千余口人畜、近万亩田禾，实在是一旺生命之泉，也是我的记忆之泉。我的50岁的人生历程，将近一半和它密切相关；我的向上向前的生发脉路，是从40年前，到公社驻地牛尾泉那里读初中开始的……

亢家窝

牛尾泉所在，行政上称为牛尾村，自然村叫亢家窝，大概是因为该泉北侧村民以亢姓居户为主吧。很早就接近亢家窝，是因为我的二姐在七十年代初，出嫁到了亢家窝。亢家窝这个自然村，当时有四五百人口，分了两个生产队。居户除了姓亢之外，还有张姓、段兴、文姓，中学背后的一户王姓。记得我在几岁时，随二姐去她家玩，她家的北侧，当时正修石门水库灌溉东干渠，父母在工地干活，我寄在二姐家，吃饭时，我还端的是木制的饭碗，当时人称“木满满”；还有就是整修武汉公路（武乡——汉王）沙凹岭段，我也是相跟着父母，也由于工地距离二姐家近，在她家吃饭睡觉。

后来我到公社中学读书，三四年来，我基本都是中午在二姐家吃饭，晚上才回到山根下的家里。那时节，我已经十二三岁，课余可以帮着姐姐家干点轻省的活计，比如收稻草、拾秧茬，但最多的是到牛尾泉里挑水、洗菜、淘麦，我就对这眼泉水很是切近和熟悉了。

后来，我考上师范学校，到校回家往返都要经过姐姐家，在那里吃饱肚子、喝足了茶水，再回到老家；八十年代末，二姐不幸因病去世，亲人虽然不在了，可我的姐夫、外甥儿女都在，我也在步行回家时，经过亢家窝，到二姐家里看一眼。后来公社搬迁到大路边，我也在大镇上参加了工作，办一些事情就不需要到亢家窝了；我来去武乡镇，主要走的是武汉公路，经过牛尾泉和二姐家的机会就很少了。

亢家窝那个村，留着我的亲情、留着我的苦读生涯、留着我的懵懂的成长经历，我还会牵挂它的。

                             公社大院

我所在的公社，当时名字叫白庙公社，听说文革时曾更名“红阳人民公社”。那是牛尾泉上边台地上最权威、气势最大的一个单位。

它是占据东南半边龙王庙，再新建了两进院子土坯平房的一个院所，占地十余亩，南边一直连接到了牛尾泉上边的路沿上。紧靠围墙一排，是公社的后勤部门，主要有储备室、餐厅、食堂，食堂开有后门，洞穿围墙就直达台基下的泉水池。可以说公社食堂是最得泉水便利的；两柱近十米高的红砖烟囱在这个低洼的平地里，在它周围一片平房簇拥下，显得异常显眼突出。

当时每年都要在这个大院里召开无数次的各种重要会议，遇到重大节庆、或公审、批斗大会，就会使用与隔壁中学共用的大操场。那时节政治运动多，每年初，在这里要召开“小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参加的会议），到了会议结束，就看见一伙一行的各级干部们神气活现地在公社大灶上汇餐，很是令人羡慕。那时的公社设置还是沿袭了文革的组织形式，主要领导称公社党委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再下来是各个部室。

记得那时的书记姓殷，是相邻的汉王公社殷家冲人。那个村子怪怪地神奇，据说当时在公社这一级当领导的有20多人；后来那些书记主任们不断进步，最大官做到了行署专员、市人大主任。不要说这些大领导，只要是从公社院子里出来的人，在我们这些半大农村娃儿眼里，都是极其了不起的人物。公社大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是1976年9月中旬末，我和整个公社的师生一起，在六间通长的简易电影院里，追悼伟大领袖毛主席；各个大队的社员也是分批次参加这个活动，连续好几日，在公社大院里黑纱、白花，呜咽和哭声，一直是悼念活动的主题；半月后纪念三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电影纪录片制作出来，我们又进电影院观看缅怀。

1982年我考上学后，公社的名号也因十二大政策而改成乡，并把住所搬迁到了公路边上的谌家窝，牛尾泉那里的公社历史算是画上了句号。

白庙中学

白庙中学，这是我们公社中学的名号。这所中学，始建于何时，我无从去做考证。看着它占用大半个古旧的龙王庙，就可以看出它的历史也不短啊。

我是1978年，在大队戴帽子初中撤销后，考入公社中学的。我们那一级共7个大队的小学毕业生考进初一，约150人吧，依据入校后检测的成绩，分成一二三班。当时学校初中6个班（我们那一级初中，才改成3年学制），外带戴帽高中4个班（高中2年学制），共十个教学班。老师共有20余人，公办教师仅六七名，其余都是民办教师。当时毕竟文革结束了，政府、社会也开始重视文化，所以我们开的课目比较齐全，但仍显得老师严重不配套和数量不足。

我在尖子班一班，配备的老师阵容比较强一些。就这也是七长八短，语文老师是一位快60岁的地主成分的老民办教师，属老学究式样；英语老师奇缺，我们班的英语老师叫岳国藩，是否文革后才解放出来的，不得而知，教学发音极不标准，如“what is your name”，他教读发音“花蹄义娃肋木”，“A red flag” 他教读发音“A瑞迪富朗嗝~~”，我们英语都学了些半罐子，由于当时中考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两学期后，我没就没开英语了。数学老师刘志仁是我们的班主任，一直陪我们到初三毕业，还有物理老师刘明智，初三语文老师万文兴都是很有能力、教学管理严谨的民办教师里的佼佼者。

1979年我校高中班毕业生，有6位学生考上大中专学校。

在众多老师的精心栽培教育下，初中毕业我班考上9名中专生。记得那年考上省级中专的4位同学，400分的总成绩，他们考分都在360分以上，而且两位还是数学、理化双满分；那个秋天，我们班更大的收获是两位刘老师也考上师范民教班，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引得相邻初中的学生转学到我校读插班或复读。

三四年的初中生活，我们这些半大孩童成长为学识充盈的少年，部分人还由此获取了吃上公家饭的资格，真是人生历程中弥足珍贵的经历。且有两件事情补做花絮经历。

初一那年的麦收时节，学校里在虎头寨下的张家地坪开办有农场。学校安排高中同学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全天到农场收割麦子，要求全部学生在学校集合后，统一前往；偏偏有几个学生家住农场跟前，认为再返身赶到学校集中多此一举，便私底下自己约伙先到了农场。那阵儿，看守农场的老王去了菜地，没关锁门，四五位早到的学生便涌进了房子里，看见房子半墙壁挂着一把火枪，一个便好奇地抢夺在手中，正好指着一个外号叫“老兔娃”的同伴，开玩笑地说“打老兔娃啦，打你个老兔娃……”一边在说，不想手指撞动了扳机，只听“嗵”的一声巨响，一股黑砂伴着白烟散了出去。响声惊傻了这帮少年，也惊得老王急忙赶进房子里，看到被打者屁股上筛子眼一样往外冒血珠，呼地拌脚“你们这些活仙人呀，咋戳地制们（这么）大滴拐呀！”正在束手无策时，听到异响紧赶来的领队老师组织简单止血，绑缚简易担架抬着伤者抄近路赶15里地到区医院，伤者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当时校园安全形式不同如今情形，也没有目今网络媒体的加速传播，再因事主两家关系都挺好，学校出面做了一些补偿调停，也只向上级以“玩枪自咎”的结论，了结了这一惊天大事。

临毕业那年春天，学校组织初三男生到肖寨砖厂劳动锻炼10天。我们住的是集体工棚，吃的是大灶上带点荤腥的熬菜米饭，出的力气尽管有些超出负荷，但我们这些半壮子农村娃都能抗住。特别是老师组织细致、安排有方，师生们没有发生丝毫的小病小伤。现在想起《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那些苦难经历，真感觉这次锻炼的不同寻常呀。

我的初中母校白庙中学，直到1994年并入王家岭中学，走完了它的文化传承的历史轨迹；后来在这所龙脉之地上，新迁入了改扩建了的牛尾小学，总算是还有一片琅琅书声伴着泉水，回响在高远的蓝天下。

公社医院

公社医院基本还是处在与学校、公社平级的台地上，只不过它在最南边。它是1958年在“联诊所（诊所联营）”的基础上扩建成的基层全科医疗机构，因我的大舅在医院里当医生，所以我进出那里机会比较多。

公社医院正面对中学南大门，东边侧首邻牛尾泉，与公社大院形成一个半包围的大空场——那就是此前已经说过的作用类似于天安门广场的地方，那个空场靠西修有一个简易大舞台 。

公社医院占地面积也就一亩方圆吧，只有一个大院子。朝北是一排白灰粉刷墙壁的土坯房，正中是过厅，过厅两边各开50公分见方的窗口，分别标识“划价收费处”、“取药处”，再里边是七八名医生的各自的科室；院子的中间是通道，临了四面的房檐滴水前，栽植了几种花卉和树木，好像有木槿、石榴、月季、李子树；还有几种常见的药草：薄荷、紫苏，人迹稀少的背阴处，自生自灭几簇车前子和带刺的地骨皮。抬眼望四周的白墙上，那才是吸引人的地方。

院内过厅正中的白墙上，用朱红油漆刻画一个大红十字，非常工整，上方用仿毛体书写“为人民服务”；院两边房檐下各书写仿毛体“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治病救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脸盆口样大小的红油漆字；在南墙的小空隙处书写两方仿宋体的毛主席语录。之所以对这些文字书写记忆尤深，是因为它出自一位被屈辱和迫害压在生活地底下头不敢抬、眼不敢睁的，我的“四类份子”的父亲之手……有几次都是他上午在医院前的公社会场挨批斗后，下午安排任务到医院书写。

1980年前后，我的大舅退休，他的三儿子顶替接班进了医院工作。再后来我的三表哥去市卫生职校进修后，一直做着诊疗医生；他也是我舅家第五代中医传人中唯一正式的公家医生。

公社医院支撑到九十年代初，随着牛尾泉一带多个单位的搬离，也相跟着搬迁到了公路边上了，公社医院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农械厂

在七十年代末，那个才从政治斗争的泥沼里挣脱出来广大农村，农械厂可以算作工业的骨干和代表了；之所以在这要介绍公社农械厂，是因为它处在从最低处公社那个台级向供销社攀爬的过渡地段。

农械厂，在当时一些上了年龄的人的口中，常被称为“铁业社”，估计初期只是一些小炉匠集中在一起的敲敲打打罢了。后来随着生产生活需求的进步，有的农械厂开始自主研发生产一些农用产品。最普通的是打造一些厨房用的勺子、铲子、铁制水马勺，耕作用的镢头、锄头、洋镐、铁锹，日常用品水担搭钩、门了叼、牛脖转珠、猫狗链子，稍麻烦点通过翻砂制成的铁锅、犁铧、铁耙等等。

我们公社农械厂，占地七八亩吧，因地形限制显得长吊吊的不太规则。紧依斜着的道路，开了大门，那大门是他们厂里自己焊接的钢筋铁门，门楣上边焊接了20多根上端有红缨枪菱形铁尖的拱形栅栏。大门里边是门卫室，那里常有一名很严厉的老头像看守监舍门一样注视着来往进出人员。这个农械厂共有职工十余名，大多都有一技之长，身份都是半工半农的“农副工”，就这也在我们这些纯粹农村娃眼里，艳羡得不得了。

那时我的堂哥就在公社农械厂工作。每每大清早，和我们学生娃上学的同步，就有门前岭梁上上户队里的堂哥的同事，扯了长声叫“王婆——王婆~~~”（我的堂哥名字第二字发pu音），好像在向整个村子宣示他们是工人一样；也许这个呼叫长音激起过不少儿男的奋斗激情吧：好好上学，长大了也去农械厂当工人。因为堂哥在农械厂，他儿子和我同岁，也在中学上学，所以我就隔三差五的随他的儿子去他的宿舍玩；有次年前腊月期末考试前夕的黑夜里，我们用他父亲自己制作的钳形“蛋卷器”在火炉子上烤蛋卷吃，那种麦香、油香味一下子弥漫在屋子里……好多半大娃儿手里滚的铁环，几乎都有个远远近近的亲戚或熟人在农械厂，因为那时只有农械厂才有电焊机，可以利用钢筋下脚料焊铁环。

这个农械厂后来生产了几年小型小麦脱粒机，家庭用打谷机，再后来随着人们使用蜂窝煤炉子的盛行，也集中生产了几年煤炉子。先期是里边装两块煤的小炉子，后来顺应市场，升级为里边装三块煤的大炉子。这些产品，都没有品名和标识。再后来，一些个体加工厂兴起，挤掉了各个农械厂的生路。工人们有的个体承包车间作坊、有的洗手回家另谋生路。

农械厂就成了烂包了的破败荒废场地。听说后来供销社新成立的贸易公司把此场地做过货场，再后来乡企办出面把这块场地承包给一个私人做煤站，人家做制作、销售蜂窝煤和散煤的生意，很是赚了一笔钱。

 供销社

提起公社供销社，那可以说三四十年前人人牵挂的处所。在那个物质匮乏、物资奇缺的年月，流通渠道各级部门卡的很死，几乎是每个公社只能有一个供销社，每个大队才可以开一个代销店。

白庙公社供销社，处在由东干渠插向公社大院去的大路的边上一个规整的平场子里，占地前前后后十好几亩，地点既宽展、又高梢，很令人羡慕。那时节售货员或者大队代销员的地位很高，一方面是他们工作轻省，日不晒、雨不淋的，再是近水楼台可以最及时享用到、见识到新到商品。所以当时村小学民办老师挤挤地想去代销店卖货，公社中学校长鼓励他教中学的侄儿“好好表现，明年我求求公社主任让你去当售货员”。

那时候全国上下所有物资都是国家统管，流通也是国家一条明线——通过供销社这个渠道（此渠道以外的任何形式都算“投机倒把”），按比例、按需求划拨、调转；那时节割断了私有经济，更没有自由交易场所。到了基层社队，凡与老百姓生产生活相关的一切物资，都要经过供销社售货员的手，发派或者销售出去。当时的物资，并不是说你有购买需求和购买力，就可以随意购买，几乎一切紧急物资，都需要凭“票、券”供应，当时的“票、券”主要由粮票、食油票、布票、肉票、食盐票、煤油票、糖票等。每一年里，县供销总社依据本县可以从上级获得的物资总数（估计），参照辖属各公社人口数目情况，分割各种紧俏统管物资票券，由县、社、队依次下发到社员手中。比如我家有5口人，基本在年初会从生产队管账目的会计手里，领取粮票30斤（分全国通用粮票、省内粮票）、布票6丈、肉票5斤、食盐票12斤、煤油票6斤、糖票三四斤吧。此外，供销社主任还掌握着极少的几种“高端商品”的分配票券（如自行车、缝纫机等），即是公社书记、主任想买这几样东西，也得和供销社主任求情。那时一个供销社主任，简直牛滴不得了。

没来公社上初中前，我很少到供销社买过东西，偶尔的帮家里买火柴、煤油、食盐，也主要在大队代销店就可完成。到了年关跟前要购买布匹（口语叫扯布），又多是随了母亲到更远的区镇上。一个公社的供销社，基本含有办公室、营业门市部、收购部、储物仓库等部门。十几二十号的工作人员中，只有五六人站在柜台里；其他的人有搞行政管理的，有到城里上级进货的采购员，有收购社员手里药柴和山货特产的收购员，还有伙食管理员和厨师。

白庙供销社的营业门市部很气派，八间青色一砖到顶的厦房，中间不用墙壁隔开，而是用人字形过梁撑起房顶；两端的两间房子前边封死，中间6间房各在每3间的正中那间，开了整间房宽度的大门，其余房间正面开宽阔大窗户；这六间房内是涂刷了绿色油漆的半人高的木质柜台，估计有20米长的阵势吧，这一段是综合柜台，主要摆放常用物品；另两端柜台和长柜台成九十度角，一端摆放布匹，另一端陈列煤油、铁锅、花肥等生资用品。营业员一般两端各一名、中间二三名。我进供销社次数不多，偶尔的去买几支油笔（圆珠笔）芯、钢笔用的蓝墨水、作业本；有时候陪同学去买东西，他们往往买毕正经东西后，还将剩下的余钱有时买几颗水果糖（2分钱一颗），有时买一包瓜米籽（葵花籽，1角钱一包大约二两的样子），给我们这些同伴分食。

这里我要说的是，尽管那时节物资很少，但都是真东西。记得我在供销社买了一双尼龙袜子，不下脚地穿了两个冬天都没坏；毕业那年买了一双塑料底布鞋，穿到新学校，过了年还没破。想想现在啊，到处都是假冒伪劣商品和由此产生的垃圾。

                             农机站

比供销社更高的梁顶上，还有两个单位，那就是农机站和兽医站。这里的海拔足足高出牛尾泉100米。这两个社管单位是后来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来发展起来的新单位。下边平场里铺摆不下了，才把他们甩到了干梁上，显得“娘嫌老不爱”的样子。

这个农机站还同时兼有农技推广的职责，只不过在我上中学那阵，只知道那个院子里停了几台大型拖拉机（机头有四个轮子），再没有别的啥农机，所以有些社员又把那个单位叫“拖拉机站”。

此前介绍的单位，不论大小都有一圈围墙，形成独立的、威严的院所；可这梁上相邻的农机站和兽医站却没有围墙，就显得很空旷和荒蔽。我有个同桌，他的父亲是郑家庄的退伍军人，后来就在农机站工作，他常常显摆他坐他老子开的拖拉机，沿着东干渠堰坎回家的经历和感受，很是令人羡慕。

其实，当时的农机站只是个摆设。农业机械推广吧，各个大队穷得没有余钱购买添置新的农机具，等待上级给派发，也是一年难遇一两台，无法下分下去；搞农业技术更新吧，农技员也是蜻蜓点水样，做做表面文章而已。我的记忆里还记得我们生产队仅仅搞过一次在小麦地里套豌豆、玉米地空隙栽红薯的“间作套种”，也不见明显的增产增收效果。那些或露天、或阴湿地上放置的农机具，时日一久便生锈、发霉，再后来就失修报废了。

随着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们心里自有一本账，各自琢磨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增产增收的绝招，不用农技站操心了。那些各个大队抽用的农技员看到工分不好混了，自己家责任田里急需要打理，也就没了心劲再往农技站瞎跑了，直到后来，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伺候自己家的土地了。个别农技站工作人员由于路子宽、上边认识熟人多，单位解体后又做了别的经营，后来发展的挺不错。

农机站的生命历程很短暂。

                              兽医站

公社兽医站的管理事项主要有三：家畜宰杀审批，家畜家禽病害防治，牛马猪羊等大型家畜的配种改良。

公社兽医站产生于70年代中后期，在没有兽医站组建前，它的第一项权限，是公社党政办或者民政办代管的。记得我们那还有个在结婚证上盖“准予宰杀”戳章的笑话。说每到年关跟前，农村青年结婚的就很多，有些喂猪肥的家庭，也爱临近春节才杀年猪。那时节杀猪是需要审批的，没有公社一级的批准，养猪家庭是不敢贸然宰杀的；而审批生猪宰杀和结婚办理事务，都在民政办公室办理。某天一对新人欢欢喜喜去公社登记扯结婚证，办事员估计心里正想着别的事，粗略审查完两人的资料后，就在一张8开大小、奖状样式的结婚证上盖了个“准予宰杀”的红章。一对新人一看大晕，揪着办事员吵了起来——原来，此办事员的桌面上同时放置了几枚使用率极高的公章，外形又都差不多，有审批结婚的、有审批杀猪的，由于一时心不在焉，错盖了公章，闹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审批生猪宰杀（也有简称批猪），想想真是奇葩。可是你去打问下目今40岁以上的生在农村的人，有几个没有帮家里去公社批猪的经历呢？我曾经担当这一重任五六次吧，很是麻烦。先要自己提出申请“为了响应毛主席‘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伟大号召，我家今年家庭养猪×头，已按政策完成上交任务，现在申请宰杀自用。×××  年月日”。有些不识字家庭，还要央求别人帮忙写申请。申请写好后，先盖生产队公章，再去找到大队文书盖大队公章，此后才可以赶去公社审批。如果遇到公社审批员不在，审批不了，那么即使锅里的水烧得滚开，也是不敢杀猪的。如果谁家没有“批猪”就宰杀被举报，那可是要挨批斗的。

当时养猪宰杀政策是“交一半、留一半”，也就是说某个家庭全年养猪一头，那么宰杀后一扇（去头后整猪的一半）生肉平价上交公社副食站，另一扇及下水、小件才能家庭自食，还不能公开和私下交易；养两头的，那自然上交一头生猪，自己宰杀一头自食。那时人的肚子都吃不饱，养猪3头及以上，几乎没有。

兽医站后两项职责，现在依然延续。我们的印象中，公社兽医配备有一辆加重自行车。那时全公社才一部电话，所以遇到牲畜生病，都是人亲自去兽医站请兽医；兽医受到邀请，给兽医站登记去向后，才可以下乡救治。一般一个兽医站三四名医生，一两名骟匠。

公社兽医站的骟匠，给人印象很深。一是每到一个村子，标志他们身份的“当朗朗朗朗~~~~~”小锣声特别引人注意；二是看他们工作时，仅仅只用寸半柳叶刀，在母的、公的猪牛的后腿临近腹下一划拉，算是骟完一只，倍感神奇；再是听得歇后语“骟匠进油坊——炒的卵子翻天”，可以想见在那饿肚子的年月里，他们的生活是多么滋润？

公社兽医站后来也随着包产到户自行解散了，乡镇合并后的镇兽医站也被私人承包经营。后来一些年轻一些、思维活络的，以自己的兽医经验，在城市里开了宠物医院，效益十分不错。

还有公社信用社、公社邮电代办所、公社敬老院等都是寄居在其他单位下的小单位，在此略过了。

目今原来公社所在地的牛尾泉，附近只有一所小学成为他的伙伴；附近居户也用上了自来水，泉水周边已经很少有人光顾；听闻新近有人欲开发此泉水，但经化验好像某种主要矿物质含量不足······落寞荒败的牛尾泉，亦如平凡乡民的人生那样，只能静静地无尽流淌了。（来源《汉风》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