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战争56年过去，现在，世人对这场战争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让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啼笑皆非。为此，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还原真象，展现真正战事，怀念为国捐躯的战友，怀念藏南地区祖国同胞，藏南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决不崩让印军霸占，我们一定要重

新夺回来。让长眠于西藏的战友没有什么遗憾！

藏南铸军魂

——步兵第一五五团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纪略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任人宰割、中国领土任人瓜分的屈辱历史宣告结束。1962年10月，我们戍守祖国西南大门的西藏边防部队，奉党中央之命，对疯狂蚕食我国领土的印度侵略者以迎头痛击，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世界屋脊上铸就了高扬国威的丰碑。中印边界自卫还击作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中，继抗美援朝战事之后的第二次与外国军队交战，也是在本国国土上首次与外国人交战。这次战争中，我党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赢得了战争主动权，开创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先河，受到国际舆论称赞。西藏边防部队在雪域高原收复藏南地区铸就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军魂，成为老西藏精神的精髓。笔者作为那场卫国战争的参与者，和战友一道，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今天，虽然过去半个多世纪，然而，那些枪林弹雨、硝烟弥漫战场上的往事刻骨铭心，历历在目。

反华协奏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往往和国际背景息息相关，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争，也无不如此。

1949年10月1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然而，大洋彼岸的“山姆大叔”却不那么高兴。10年后，他希望看到的一幕拉开了，“山姆大叔”和另一个“同志加兄弟”，怂恿他们的伙伴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演出了一出出世间闹剧，年轻的人民共和国遭到了空前劫难和考验。

20世纪50年代未，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侵袭神州大地，人民在挨饿。“山姆大叔” 却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支持他逃到台湾的老伙伴蒋介石反攻大陆。蒋也自以为天赐良机，机不可失，不断派U—2高空侦察机窜犯大陆，侦察骚扰，同时，派遣多股武装特务，偷袭我东南沿海地区。共和国卫士予以迎头痛击，使之有来无回。

1959年3月，还是这位“山姆大叔”，又支持西藏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被驻藏人民解放军很快平息。3月17日，叛乱头目达赖喇嘛·单增嘉措逃往印度，4月21日到达穆索里。第三天，印度那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尼赫鲁总理，在穆索里迫不急待地接见了这位“印度尊贵的客人”。从此，达赖等叛乱分子受到印度政府庇护。

西藏叛乱一月后的4月16日，在共和国北方那位“老大哥”的策动下，我新疆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等县6万多边民被裹胁国外。5月29日，还是在这位“老大哥”的操纵下，又发生了伊犁暴乱事件。

1960年7月16日，北方那位“老大哥”全然不顾手足之情，毅然釜底抽薪，单方面决定撤走他的全部援华专家，使共和国在建的201项工程搁浅，同时，逼我归还抗美援朝期间所借的债务。这对连续遭受天灾后的年轻共和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1960年后，“山姆大叔”和“北方老大哥”还给印度反动派撑腰打气，提供军事援助，支持新德里政府反华。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作为邻国，中印两国有着两千多公里的边界线，虽未正式划定，但是，长期以来，按照双方各自的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 这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一直被双方认可，并视为中印两国的故有边界。

中国和印度存在的边界纠纷是英帝国主义侵略的遗产，是英帝国主义这个老牌殖民者植下的祸根。

和中国一样，印度也遭受过外国殖民者的蹂躏。16世纪，欧洲殖民者开始侵入印度。1757年，印度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13年10月13曰至1914年7月3日，英国殖民者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在其殖民地印度夏都西姆拉，主持召开中印藏三方会议，殖民者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副代表尚中国驻藏副宣抚使王海平；以提供金钱、武器弹药诱惑西藏当局代表夏札·边觉多吕，助理台吉赤门·诺布旺杰等人和三大并代表达成出卖藏南地区协议书，麦克马洪大笔一挥，把历来属于中国西藏的门隅、璐隅、下察隅3个地区面积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藏南地区领土划归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以下简称“麦线”）。1914年7月3日，正式签约时，陈贻范拒绝签字。后来，由于英国殖民者食言，没有兑现对夏札的承诺，西藏当局也不承认该线，故国际上也没有承认“麦线”。 之后，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批准或承认过麦克马洪线，并多次对英国和印度军队越过传统习惯线、入侵我国，提出强烈抗议。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1950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印度政府妄图阻止我国对西藏行使主权，对我国军队解放西藏表示“惊异和遗憾”，把我解放西藏称作“入侵”。10月28日，照会中国政府，胡说什么：“中国军队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两天后的10月30日，我国政府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政府的干涉都是徒劳的。

印军乘我和平解放西藏之际，越过传统习惯边界线，向北大举推进，直抵“麦线”。后来又在中印边界中段和西段侵占了我国3.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样，新德里政府将我国1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自己的版图，它相当于我国福建省的面积。为了维护和平，我国政府没有命令人民解放军向“麦线”以南进军，而以维持现状、保持边境安宁为前提，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外交途径，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争端问题。新德里政府作贼心虚，直到1956年后，才把这块地方称作“东北边境特区”。

以后，边界地区紧张形势趋于缓和，但是，小的摩擦时有发生。

中印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珍视同印度政府和人民建立的友谊。长期以来，“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被传为佳话。但是，印度并不满足侵吞到的中国领土，其扩张野心越来越大。1959年，就在我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同时，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无理向中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不仅说“麦线”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属于印度，而且把中印边界西段侵占的我国领土也视为已有。

1959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的社论，向全世界公布了边界争端的由来，以及我国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

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总理，就边界紧张状况提出两点建议：双方边防部队各自后撤20公里；停止边境巡逻，使双方武装人员脱离接触。但是，这项和平建议遭到印方的无理拒绝。

1960年4月6日，周恩来总理决定访问新德里，亲自同尼赫鲁总理会谈，希望两国领导人坐下来冷静地处理边界争端。然而，印度政府却蛮横强迫我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印方提出的领土要求，否则无谈判的余地。由于印方没有诚意，谈判破裂。新德里政府得陇望蜀，让他的部队继续向北推进，命令印军进入我塔马顿、朗久、兼则马尼等地区，使中印边界紧张局势逐步升级，边界冲突加剧。

冲突升级

边界问题是国与国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双方版图的消长、民众意志的盛衰、国家卫士的荣辱，而且触及到一个主权国家要害、威信和尊严。中印边界争端正说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

印军“红鹰师”，即山地4师师长，在考尔由第四军军长升任东北特区司令后，接任笫4军军长的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在《一个印度侵华将军的自白》一书中说；“1962年5月，陆军总部按尼赫鲁总理要求，制定了一个代号为‘昂卡尔行动计划’。总理主观地一意孤行，下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谁也找不到位置的‘麦克马洪线’上建立35个据点，并限期7月前完成。总理还根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称，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会对印还击。为此，要求部队采取‘前进政策’，跨过‘麦线’建立哨所。”沙阿德的这段话，道明了中印边界冲突升级的根本原因。

在新德里政府无端向我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后，为了实现这一侵略计划，印度国防部开始向边境地区调兵遣将，将10多个旅的兵力部署在“麦线”附近及其纵深地区，命令有实战指挥经验的考尔中将，担任东北边境特区特种军指挥官。

1962年10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这样评论这位指挥官：“被认为印度最了不起和最有才干军人之一的考尔中将，被认命为东北边境特区的特种军的指挥官，他以勇敢、足智多谋和孜孜不倦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缅甸参加过抗日战争。1948年又参加了克什米尔战争，他多次自告奋勇担当危险任务。”这一任命，足可看出印度政府的险恶用心。

该特种军辖第5、第7、第11共3个适应高原山地作战的步兵旅。用这位将军的话说，“他们中有些是精锐部队”。其中第7旅就是印军中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吹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远洋出征，从未战败过的“常胜军”。考尔将该旅部署在克节朗河南岸一线，凭借山峦密林构筑工事，与我方对峙，并伺机疯狂地向河北岸我方阵地开枪、开炮，挑起事端。

1962年上半年以来，中印边界紧张状态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新华社连续向全世界公布了几起印方挑起边界冲突的事件。

4月28日，印军侵入我国西藏朗久地区。5月19日，我国政府就这起严重侵犯中国领土的挑衅活动，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6月2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由于印方坚持用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现状，使边界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7月16日，我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对印军入侵我国西藏阿里地区，并增设3个据点，提出强烈抗议。

有国外媒体报道，这一时期，新德里已作好了大规模作战的准备。印度陆海空三军总兵力已达60万人，后备力量增至220余万人，其总兵力接近300万人。

印军最高统帅部已接到政府下达的向中国发起攻击的命令。9月12日，印军东部军区司令森中将，在北方城市提斯浦尔会晤第33军军长乌姆拉欧中将时，转达了政府把“入侵”的中国军队“清除掉”的决心。一周后，印度官方正式向外公布了这一消息。关于这段历史，印军的高级指挥员考尔中将，在一册名为《没有讲过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到：“9月18日，大约这一天，（印度）国防部长、财政部长、总理继续在国外执行不同使命。一个高级的文职官员在新德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陆军已受命把中国人从东北边境特区的我国领土上清除掉。”此后，印军入侵行动有恃无恐。

9月20日至24日，印军连续几天越过“麦线”，袭击我扯东地区边防哨卡，酿成严重流血事件。共打死我军官兵14人、打伤4人。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

在考尔那本书中的第129页，笔者找到了印证。“这一时期，我们和中国人之间断断续续地交火，我们首次发射了4发3英寸迫击炮弹，把中国人的炮打哑了。次日，我方看见中国人运走了14具尸体和一些尚能行动的伤员。”对此次印军挑起的严重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再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9月28日，西藏拉萨各族各界人民4000多人庄严集会，沉痛追悼被印军入侵者杀害的我边防部队官兵。

新德里把我国政府的抗议置若罔闻，武装挑衅活动有增无减。

9月29日、10月9日、10月10日，印军接连不断地越过克节朗河，向我西藏边防部队发起疯狂进攻，先后打死打伤我方官兵30人。10月11日，印度军用飞机侵入我国拉萨地区上空，侦察骚扰。就以上事件，我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

10月13日，新华社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已经向印度武装部队发出了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命令。

与此同时，印军做好了进攻我国的后勤保障准备。印军两位高级指挥员在往来函件中披露了此事。“乌姆拉欧·辛格中将（印笫33军军长——引者注）写信给森中将（印东部军区司令——引者注）称，战斗发起前，作为进攻作战的主要空投区的章多，必须储备580吨弹药和物资”（《没有讲过的故事》）。一场边境大战即将爆发。

准备应战

“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外来侵略者面前必然要御敌自卫。”共和国的一位将军如是说。视边界为肌肤的毛泽东同志，更是不能容忍外国军队入侵。“我们绝不侵占别国一寸领土，也绝不允许别国侵占我国一寸领土，” 这句话是这位伟人一惯遵循的原则。

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共和国军人的神圣使命。我们西藏边防部队每当听到印军入侵我国，对我边防哨所战友实施暴行的消息，无不义愤填膺。为了阻止印军的大规模进攻，10月8日，我部奉命开赴前线，在中印边界我方一侧的错拉县麻玛乡集结待命。

考尔中将过高地估计了我方的实力，这或许是为了推卸他在中印战争中失败的责任。这位印军高级将领这样写道，“10月11日……那时在东北边境特区当局的中国人，以大约有4个师对付我们1个师，中国人在西藏有10个师。他们现代化的武器精良，后勤供应卓绝，在这方面，我们截然相反”（《没有讲过的故事》）。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我驻藏部队只有2个师，一个是陆军第11师，另一个是1962年6月由154团、155团、157团组建的419部队（后改为52师），此外，还有炮兵308团、工兵136团、汽车16团3个独立团和4个边防团。战斗打响后，除去预备队，能够投入作战一线的兵力极其有限。

印军则在克节朗河一线地区配置了陆军第4师、第7旅、炮兵第4旅等6000余兵力，装备81毫米以上口径火炮80余门。相比之下，我军并不占优势。

印度政府官员频繁出访几个大国，争取到经费和武器援助。从后来实战战场上我们发现，印度拥有苏制米格高空直升飞机、美制90火箭筒及最新式M—16自动步枪；英制高空运输机、坦克和汽车；荷兰产奶粉、浓缩牛奶罐头等。它为印军实现既定的军事目标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印方相比，我们既无高空飞机、坦克和新式武器，也无高级营养品，所使用的武器非常普通，仅为56式枪支，连火箭筒都还没有装配到部队。战斗打响后，部队行动快，交通不便，无法及时补充给养、武器和弹药。但是，我们这些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子弟兵，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决心用刺刀、手榴弹、糌粑和山泉水来战胜敌人，叫入侵者有来无回。

我们155团全团官兵在集结地麻玛，召开了“保卫祖国，歼灭入侵之敌”的誓师大会。那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克节朗河对面龙布普空投场上空，敌人的高空运输机继续在空降作战物资。看到此景，怒火在胸中燃烧。我们紧握钢枪，推上刺刀，阳光下一片银光闪闪。全团官兵庄严地举起右臂高呼：“为牺牲的战友报仇！”“誓死保卫祖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雄壮、威严的口号在世界屋脊上空久久回萦。

首次还击

10月20日凌晨，印军开始实施代号为“里窝拉”的作战计划，向我方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我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根据敌人进攻及地形特点，我军采取正面牵制，两翼开刀，将敌分割数块，一块一块歼灭的作战方针。以4个步兵团和190门火炮投入战斗，拉开了克节朗河战役的序幕。

还击战打响后，我方猛烈的炮火向敌方飞去，在敌炮群和阵地上开花，敌人的火力被压了下去。接着，我方步兵突过克节朗河，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7时50分，我团奉命从敌左翼实施主攻，印军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

我们没有火箭筒等新式武器，不能远距离打掉敌人地堡，只能靠战士送炸药包和掷弹筒。班长、共产党员、老战士带头完成这项出生入死的艰巨任务。战友们前仆后继，前面一个倒下，后面接着又上，直到把敌地堡炸飞为止。

为了支持步兵作战，无坐力炮连战士无法在陡峭的山地上架设炮架，他们索性用肩扛着炮身向敌人地堡发射炮弹。连续发射后，发烫的炮身烤红了炮手的脸和肩，有的炮手耳膜被巨大的炮声震破，他们仍然继续坚持战斗。

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11时许，我团先后攻克羌登、卡龙、扯冬、绒不丢等敌阵地。侵入“麦线”以北我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王牌”第7旅被我军歼灭。

在克节朗战役中，我团战功卓著。在卡龙战斗中，二连英勇顽强，以少胜多。一举攻克64个地堡，毙敌77名，俘敌中校营长以下官兵51名，缴获火炮6门、90火箭筒6具、机枪5挺、步枪118支。全连有50名官兵荣立三等以上战功。

在扯冬战斗中，三连攻克地堡46个，全歼印军两个连，毙敌少校以下官兵99名，俘敌中校通信官以下官兵37名，缴获火炮2门、90火箭筒4具、机枪13挺、步枪141支。全连有40名官兵荣立三等以上战功。

经西藏军区批准，这两个英雄连队双双荣立集体一等功。

在这次战斗中，我团二连六班接受了扫清印军前沿据点、担任尖刀突击班的任务。印军10多个地堡集中火力向六班压来。班长阳廷安率7名战士冲向敌人阵地。人人猛打猛冲，争先恐后去炸敌人地堡，班长牺牲，副班长代理指挥；副班长牺牲，老战士组织全班进攻，直到剩下最后一名战士刘汉斌，依然坚持战斗。六班和五班一起，攻克敌地堡27个，打死和俘虏印军45名，缴获火炮3门、各种枪支59支，为全歼入侵卡龙之敌打开了胜利的大门。为了表彰六班的英雄行为，国防部授予六班“阳廷安班”光荣称号。

10月22日，我国国防部发表声明，为了防止印军卷土重来，再度向我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在自卫还击战中，没有必要再受“麦线”约束。

我军兵分4路越过“麦线” ，实施战役追击。指挥部命令我们日夜兼程追歼敌人，向达旺挺进。

在世界屋脊作战，除了对付拿枪的敌人外，还得对付另一个没有武器的“敌人”——恶劣的高原气候。我们每个步兵负重50多斤，炮兵甚至超过70斤。在缺氧和严寒环境条件下，要翻越高山峡谷，淌涉激流险滩，攀爬悬崖绝壁，穿过荆棘密林，需要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记得克节朗战斗结束那天晚上，我们在雪山上露营。我和一位战友找一个背风的地方，把雪扫平，铺上方块雨布，抵足而眠，寒冷难熬，因头天为潜伏前沿，一夜未眠，再冷还是进入梦乡。第二天醒来，鞋被冻得粘在地上，费了很大劲才拔了下来。吃饭也是问题。连续行军，往往是早上吃一餐饭，中午用河水或山泉拌一点糌粑（即青稞炒面），晚上再吃一餐饭，无菜无油，幸运者在印度军营找一点洋葱和干辣椒，切碎用食盐一拌下饭。连考尔中将也感叹道：“中国人不需要牛奶和白糖，他们吃大米饭、盐巴和茶叶就行。而我们的军队在这方面并不俭朴。”考尔那里知道，在行军打仗中，我们无缘享受喝茶的滋味。

连续三天三夜急行军追歼敌人，我们疲劳至极。特别是后两天夜间行军，连长不敢让我们休息，因为一坐下休息，许多人就会倒下睡着，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站着睡觉也并非笑谈。进入敌战区，我们不能走公路，只能绕小路迂回。喜马拉雅山区，高山布满杜鹃树林，我们要从丛林中穿行。几天几夜下来，棉衣全被挂烂，棉花裸露，远远望去，象翻穿的羊皮袄。加之几天没有洗脸，战友们相互调侃嘲笑，无不充满乐观。

进军达旺的第二天，一架印军的双肚子飞机（后来才听说那种飞机是侦察机，叫“包裹式”），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敌机一转弯，敌人的炮弹就接连不断地向我们飞来。这时，侦察机刚好充当了印军炮群观察哨角色，给他们炮群射击指示目标，修正弹道，以提高命中率。我们迅速隐蔽，才未造成重大伤亡。1月24日，我团按预定的时间占领达旺，第一战役结束。

二次还击

克节朗战役首战告捷，印军“王牌”第7旅不堪一击，我军在重镇达旺休整。达旺属于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还是有浪漫诗人之称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出生地。这也告诉世人，如果藏南属于印度，那么西藏历史就将重写。

1962年10月24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11月4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总理，再次呼吁停止冲突，以便重开谈判之门。但是，中国政府的上述诚意，均遭到印度政府的断然拒绝。为了转移视线，印度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召集“紧急内阁”会议，研究对策，调整战略部署，向前线调兵遣将。

印军最高统帅部把印军第4师所属4个旅8000余人，部署在西山口至邦迪拉公路沿线。第4师师部和第65旅驻德朗宗，第48旅驻邦迪拉，第62旅驻西山口。此外，还有1个山地师及第301旅正在向这一地区集结。印军妄图凭借众多的兵力，便利的交通，充足的物资，加上汽车、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装备，继续同我国进行军事较量。

印军第62旅已作好充分准备。用印军司令考尔中将的话说：“62旅旅长是英勇善战的霍希雅尔·辛格准将，他的作战经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情况许可，他集结了火炮、弹药和补给品，足可痛击敌人。”

刘伯承元帅形象地称印军此时的布势是“铜头”、“锡尾”、“背紧”、“肚松”。

我们进驻达旺的第二天，再次遭到印军炮火袭击。部署在西山口一带的印军炮群，居高临下，我军集结地完全暴露在印军炮兵观察哨的视线之中。印军利用他们熟悉的地形，了如指掌的距离，将炮弹准确地发射我们驻地，我军又有部分人员伤亡。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两位战地记者，一直跟随我部拍摄。来到达旺后，帐篷被印军炮弹击中，记者牺牲，胶片曝光，实战纪录镜头无一留存。

11月16日正午，印军向我方发动进攻，我军予以有力回击，第二战役开始。根据印军布势，我军采取“打头、切尾、斩腰、剖腹”，将敌分割数段、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

“打头”部队经过两天激烈的战斗，于18日攻占西山口。我团奉命担任“剖腹”任务，经过4天5夜迂回前进，于24日夺取申隔宗、略马东。“斩腰”部队迅速赶到预定地点，截断德朗宗通往邦迪拉的公路，敌人100多辆汽车、10辆坦克被困在公路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成为瓮中之鳖，被我集中火力将敌人击溃。印军兵败如山倒，失去控制，各自为阵，夺路鼠窜。连考尔总指挥也无可奈何。在他那本《没有讲过的故事》中，详细地叙述了这场战斗。这位将军哀叹：“中国人在色拉（即西山口——引者注）和德朗宗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该旅（指62旅——引者注）行至半道，在公路上同中国人的机关枪和迫击炮遭遇上了。我们的部队，由于他们乘坐的车辆堆积在一起，乱作一团，在这里死伤很多，他们在当时已降临的夜幕中四处逃遁，无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情况，有服从命令的，也有违抗命令的。许多人丢盔卸甲，连通讯器材也弃之不顾，似乎只有逃命，有的遁入附近的山中。除去污水，他们没有吃的喝的了。”

我担当“切尾”任务的部队，经过昼夜兼程，分两路迂回包围。一路由公路经邦迪拉，直奔传统习惯线；一路抄小路追至鹰窠山口。我军的作战方针圆满实现，第二战役取得胜利。被印军侵占多年的“麦线”以南的我国领土藏南地区又回到祖国怀抱。

自卫反击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作战方针。两次战役共俘敌3900余人，击毙4800余人。印军“王牌” 第7旅长达尔维准将被我生俘，第62旅旅长霍希雅尔·辛格准将被我击毙。我军伤亡2400余人，无1人被俘，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以小的代价换来了大的胜利。用当时的话说，中印自卫还击战，打在印度侵略者的身上，痛在两个霸权大国的心上。

正义之师

我军是一支纪律严明，有良好素养的正义之师。这次对印作战，我军严格遵守国际公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战斗打响前，上级安排我们突击学习了“中印人民是兄弟！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等一些战场常用的印地语。投入战斗后，我们对分割包围之敌首先发起政治攻势，向他们喊话，不少印军并非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为主子卖命，去充当炮灰。在我军强大攻势及喊话下，大多能放下武器向我投降。

我军严格执行对战俘纪律，不搜身、不污辱、不歧视、不虐待。第二战役中，部队长途跋涉，给养补不上，连队又偏偏抓到两个俘虏，一时又送不出去，我们自己都吃不饱，还不能把俘虏饿着。晚上还要给他俩站岗，真恨不得一枪把他们崩了。但是，想归想，谁也不敢这么干。战友们心里都十份清楚，决不能违反战场纪律。

战俘有伤、有病会得到及时有效治疗。野战医院治疗不了的伤病员，转往战俘医院抢救治疗。在战俘医院，我医务人员对伤病战俘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先后收治伤病员660人次，做手术238人次，抢救危重伤病俘39名，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中印战争期间，正值严冬季节，加上地处喜马拉雅高寒山区，天气异常寒冷。当时，印军战俘仅穿着薄军服，外面裹着一条灰黑色毛毯，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来到战俘营后，我方给每人发一套蓝色新棉制服和新被褥。一次，我看到许多穿新棉制服的人，以为是支援前线的民工，仔细一看是印度人，是印军俘虏，他们着蓝色中山装也别有一番风味。许多印军官兵是少数民族，战俘营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分别给以不同的膳食，俘虏深受感动。后来遣返回国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方管理及医务管理人员热情拥抱，挥泪告别，久久不愿离去，场面非常感人。

印方25名将、校级军官受到特殊待遇。除特殊照顾，给他们开小灶外，还组织他们到我国内地城市、工厂游览参观，让他们开阔眼界，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成就，使他们受到教育感化，后来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麦线”以南是一块好地方，这里海拔低，气候好，生长着柑橘、甘蔗、水稻，还有一种我们从来没见过的鸡爪谷，一杆结几个穗。仙人掌成了树，有三四米高，还结着紫色的仙桃，煞是好看。

这一地区被印军侵占多年，加之他们逃离之前的反动宣传，当地的门巴族群众对我们十分惧怕。在我们进入之前，和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解放军来到夹皮沟的情节一模一样，群众匆忙拖家带口逃往深山。我军进入后，严守群众纪律，宁可在野外餐风宿露，也不进入老百姓房屋。我们还把群众家鸡下的蛋放好，把猪、牛喂好，时间一长，群众看在眼里，敌对情绪化解，慢慢都回来了。我们还给当地群众打柴、背水、修桥、补路、治病，印军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我们和门巴族群众相处得十分融洽。

有一天，两位门巴族群众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印度兵。我们叫来藏族战士格桑旺堆作通司（翻译），他和两位群众交谈后告诉我们，原来，这名溃逃印度兵几天没吃东西，饿极了，去祸害群众，被他俩抓住，给我们送来。

新区群众从惧怕我军，到逐步认识我军，最后主动将俘虏给我军送来。在短短的时间内，群众的感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原因就是在于我军有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它是我党、我军又一件克敌制胜的法宝。

后来我们奉命撤离这一地区，许多门巴族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为我们送行。有的提着竹筐硬把水果、鸡蛋往我们手中塞，干部战士无不为之感动。

高奏凯歌

我军收复了“麦线”以南的广大国土，一举推进到老国界线，即传统习惯线。国界线南是一望无垠的恒河平原，印度国内充满恐慌。“中国人要挺进提斯浦尔”，“下一个目标就是新德里。”这些危言耸听的谣言已无人怀疑。

距边界最近的印度北方城市提斯浦尔一片混乱。不久前，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国大党主席德巴尔，曾前往这一地区安抚民心，现在看来也无济于事。当溃退下来的印军总指挥考尔中将，把前方的严重局势告诉这里的一位副专员后，“那天正午，他未经允许就携眷逃往加尔哥答去了。”“提斯浦尔镇放弃了。民政当局从监狱释放了囚犯，银行在焚烧纸币之后关门了（《没有进过的故事》）。”种种迹象表明，新德里准备放弃提斯浦尔，把我军诱入平原后围而歼之。

印军最高统帅部重新调整军事力量，从西部、南部调集重兵部署在答尔加南至提斯普尔一线。共集结1个军、3个师、9个旅、21个营、约22万人，准备与我一决高下。印度决策者主张：“我们应该把中国人诱入平原，那时，他们的交通运输线将更长，困难更大，这样我们就可以迅速解决他们。”

出乎新德里政府的预料之外，中国军队并没有再越过老国界线向前推进。1962年11月21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零时起，我边防部队单方面主动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我军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我国政府还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印军战俘，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归还给印度。

我国政府的决定在部队传开后，我们对主动停火、主动后撤、遣返俘虏都能理解，唯独对主动退还武器弹药坚决反对。我们是胜利者，胜利者向战败者退还武器弹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许十分罕见。非但如此，上级还要求我们把坏的坦克、汽车、大炮、枪支修理好，擦拭干净。把坦克、汽车加满油，让人家开得动、打得响，此种行动，在中外战争史上闻所未闻，我们更是难以接受。要知道，这些武器上沾有我们无数战友的鲜血，敌人正是用这些武器夺去了我们不少战友的生命。对此，有谁能想得通？战士们抵触情绪之大，可想而知。

团政委乔学亭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动员，从我军的性质，到这次自卫还击战的性质，谈到我们是正义战争，仁义之师等，说明我国并不想要对的方物资和武器弹药。军令如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思想不通，组织服从。我军把2000支（挺）枪支、152门火炮、200万发弹药、10余辆坦克、100多辆汽车，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全部还给了印度。

11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打电报给印度红十字会，中国边防部队将陆续释放被俘的印军伤病员。12月5日，印度红十字会官员按我方通知，在邦迪拉接回首批64名印军伤病员。

12月1日，按我国政府决定，我们开始逐步后撤。1963年2月28日，我军全部撤到“麦线”以北，并按我国政府承诺，再后撤20公里，避免接触，防止冲突。

1963年4月10日至5月25日，我国红十字会分期、分批将3242名印军俘虏全部释放，遣返回印度。

在昆明国际机场，一位法新社记者询问即将踏上归国飞机舷梯的印军“王牌”旅长达尔维：“将军，你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见解？”这位准将沉思片刻后说：“我不想谈更多的东西，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军队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去滚过雷区，用胸口去堵枪眼。这些是无法预料的。”是啊，我军官兵那种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达尔维无法理解，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在战前动员时，那位在淮海战役中右手“挂花”，从而失去两个指头的团长刘广桐，曾这样讲述自我牺牲：“假若连队要牺牲一个人，不能以为它有百余名指战员，可能轮不到我。那是懦夫，那是耻辱！当战斗需要时，要牺牲那个人，你就准备是你，这才叫自我牺牲！”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后来，全团官兵在战场上用实际行动，圆满地诠释了这个我军专用的战地名词。

从前线撤回路过泽当那天，我们特意来到烈士陵园。战友们一排排长眠在这里，我们还特意找到几位汉中籍老乡李仕民、张万杰、孟宪智、郭俊奎、杨世安的坟茔。时值初春，我们多想是在秦岭巴山环抱的家乡，为我们的战友献上一束鲜花。可惜这是在世界屋脊的冰天雪地之中，无法办到。我们只有静静地伫立在战友的坟茔旁，为它添上一抔土，默默地诉说着心语，一定守卫好祖国西南大门，让他们放心地长眠。

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中，我军粉碎了印军的进攻，拔除了印军设在中国领土上修筑的军事据点，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挫败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反华阴谋，充分体现了中国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坚持自卫的原则，博得了中外舆论的称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曾任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的卡西亚勋爵曾就这样评论道：“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中印边界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雪域扬国威，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两次战役中，我团共伤亡干部战士247人，其中伤147人，亡100人。步兵第一营荣玄集体三等功，2连、3连荣立集体一等功，2连2排荣立集体一等功，同时，有3个一等功班（2连6班，被闺防部授矛“阳廷安班” 、2连9班、3连8班），8个二等功班（1连6斑、8班，2连炊事班，3连1斑、1机连6班，4连4班、火箭筒班，3连炊事班），两个三等功连（1连、4连），14个三等功排（1连2排、3排，2连1排、3排，3连1排、3诽，一杌连2排，4连2排，5连2排，6连3排，2炮连2排，2机连2排，8连2排，通信连有线电排），45个三等功班。涌现8个一等功臣。谢遒银，特等射手向树敬、阳廷安、炸毁8个放堡蔡友福、生擒敌4师中校通信官的樊玉容、连读歼敌15人英要牺牲的副班卡胡华里、卫生员罗金章；还有20名于战荣立二等功；473名荣立三等功。

现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流。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印度人民也渴望和平，愿世界上这两个人口最多国家的传统友谊巩固和发展。“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手足之情，象喜马拉雅山上的松柏一样，永远长青。（来源《汉风》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