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时光1973年-1979年，是在陕南农村一个极其平常的村办学校度过的。当时全村7个生产队400余户1500余人，一所七年制学校，大约10名教师，300多学生，除了我们村，还有周边村的孩子前来就读。

一

简陋的学校是全村知识的圣地，朴素的文明之光笼罩着我的父老乡亲。这是一座叫猪笼观的道观改造而成的学校，石条围砌成坚固的墙壁，人字梁，琉璃瓦，雕梁画栋，墙壁和檩条上彩绘着很好看的教育故事，庄严威武的老君主殿离地高约一米，显示出独尊地位，祭祀的人怀着虔诚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踩着石阶，佝偻着腰一步步走向神圣的大殿，祈求上天的护佑。虽说这是一所道观，却是全村人精神的栖息地。随着社会变革，这所当年主要的祭拜场所，改成了四年级的教室，其余的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宿舍、茶水室围成一圈，形成一个小小的院落，不大，但很干净。小院子里有一棵呈“S”型的核桃树，一块锈迹斑斑的钢板栓在核桃树上，每当上、下课时候，值日的教师就手执铁锤“当”、“当”、“当”地敲打，散漫悠长的日子就被这清脆的铃声分割成了一些有节奏的时光。

学校操场实际上就是一大块空地，没有围墙，但是足够大，有一圈800米的跑道，周围都是挨挨挤挤的村民房屋。每天早晨各班要在操场上跑步，随后做广播体操。一场暴雨过后，操场就成为一片汪洋，鸭鹅们快乐地在那嬉戏。遇到村里放电影或是演戏，操场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台上精彩的表演，台下呼朋引伴的热闹绝不亚于台上，这里成了另一个亲情聚会的场所。

开放式的校园并不妨碍学生养成严格的纪律习惯，因为“严格遵守纪律”已经铭记在了心里。偶尔因为寻猪草或是干农活迟到了，我会一边责怪爸妈给我分配这么多的农活，一边手提妈妈手工缝制的书包，飞奔着跑到学校。站在教室门口，惶恐的我怯怯地打一声“报告”，两眼只敢低低地盯着脚上的一双半旧解放牌胶鞋，内心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全体教师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子里集体办公，一张办公桌就是他们在学校的全部家当。平时学生是不允许随便到教师办公室去的，除非帮着老师抱作业本或者干点杂事。上五年级时，我在城里爷爷那儿读到了第一本小说，于是作文考试时我第一次杜撰了一位老师的名字。当我抱着作业本走进教师办公室时，竟然有老师说起我“杜撰”这件事，窘迫的我逃一般跑出了办公室。

小小的校园里，留下了我们小小的活跃的身影，也留下了许多童年的快乐。每天要值日扫地，培养了我们勤劳的习惯；下课跟同学们跳格、滚铁环、玩沙包，训练着我们人际交往的能力；每节课上，语文、数学、常识都要学新的知识，引领着我们不断去追求理想……

二

五十来岁的罗文福是小学校长，他长得瘦瘦高高的，精神矍铄，戴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慈祥和蔼。我那时对于知识分子的印象全部来源于罗校长。除了罗校长是公办教师外，其余老师都是本村民办教师，这些乡村文明的播火者，用学识道德引领、熏陶着村民向上向善。每到开运动会或是集体训话，全校师生按班级顺序在操场上列队站好，规模颇为壮观，村民总端着饭碗站在自家院子门前观看。

鲁素玉是教一年级语文的老师，她真如一块小家碧玉，中等个头，梳着短发。她家就在本村五组，丈夫在外地工作，村里人对她挺羡慕。除了上课，我平时很少和鲁老师有所接触。她擅长低年级教学，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好老师。丁长安老师也是本村人，他教数学，脸上肉肉的，看起来比较胖，对于上课不专心听讲的学生他很讨厌，说起话来毫不留情。一个雨天，又有几个同学做小动作不好好听课了，愤怒的丁老师用非常激烈的语气教训那几个站起来的同学：“不思进取的人，那就跟个‘造粪机器’有什么区别！”全班鸦雀无声，谁都不敢再出声，生怕老师又说出更不堪的词汇。姚丽老师年轻漂亮，她教我三年级语文。刚开始学写作文，她采取填词造句法，很快激起了我们的兴趣。我由于积累的词汇较多，所以最喜欢玩姚老师的填词游戏。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四年级的班主任牟志才老师来到我家进行家访，爸妈热情地款待他，虽说饭菜都是极简单的家常饭菜，但把老师当贵客接待的热情是十分真挚的。那天，我一直忐忑不安，既怕老师把我在学校里的不良表现给爸妈“告状”，又希望能多说一点我的优点和成绩，好让我在爸妈面前有面子，唉，真的是“度日如年”哪！

陈忠福老师是五年级毕业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年人。他很小就参军了，分在装甲兵部队。在开大载重量的装甲车时由于个头太小够不着座位，不得不站着开车，但车厢高度又容不下他完全站着手握方向盘，不得不低着头弯着腰开车，导致后来陈老师成了驼背，总像是背上背着个什么包袱。这才是为国家做过大贡献的人啊！即使背有点驼，但陈老师却是人品极为端正，以严格著称的好老师，他说话比较严厉，学生们都比较怕他，他带的五年级成绩一直都很好。

三

1976年我上三年级，秋季开学不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情——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如同天上的太阳陨落了，全国人民陷入极度悲伤之中，举国上下掀起了悼念毛主席的热潮。教室里专门设置了一个纪念堂，毛主席像悬挂在松柏扎成的花圈上面，村民和全校师生有秩序地进行追思悼念。小孩子未必懂得纪念的意义，但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那种伤心欲绝确实是发自真心的。

每年秋季开学，同学们都要带上劳动工具割草，拾掇校园卫生。学校还组织积肥劳动，每个农村孩子割几筐草积肥沤粪那是举手之劳，而草粪又是最好的肥料，于是学校的沤肥池很快就堆起了山样的青草。

瘦弱的张文娟是我的同班同学，她头发自带卷，本来是城里人，因为父母工作忙，就寄养在外公家。乡下孩子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欺生！张文娟活泼开朗，她知道很多乡里孩子不知道的事情，而学习成绩一般，这又让很多乡里孩子看不惯她。有一次，不知道因为她说了一句什么话惹恼了别的同学，我亲眼看见有人把她打倒在地，她十分痛苦地哭。其实张文娟就是今天的城市留守儿童，同学打人就是校园欺凌。

我家幸福的三兄妹全都在村小就读，几块钱的学费，对我父母来说都是一种重负，可是坚强的父母咬紧牙关供我们读书，用他们不屈不挠的行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也在学校老师的栽培下，发展出各项潜能，那次公社召开团代会，我代表全公社少先队员为大会送上贺辞，虽说普通话并不标准，文采也不斐然，但百里挑一的小学生表现出的那种自信，依然赢得了公社干部们的羡慕和信任。

作为双科全优的学生，五年级毕业不用参加考试，学校直接推荐上中学。我平时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但是那次学校测试我竟然落选，平时成绩远不如我的王××被推荐上中学了。我非常失望地走回家，哭兮兮地告诉了母亲这件事，没想到母亲竟然鼓励我说：“没啥，凭自己考上的更加硬气呀！”感谢我的母亲，在我第一次面对挫折时，能够指导我坦然面对，才有了我今天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候的从容淡定。

海林哥是我大姨的儿子，他家住附近小寨村，也在我们村上学，他在七年级毕业时，考上了西安铁路运输学校，同一年考上中专的还有村小的民办教师余晓燕。考上学，不啻在村里扔下了一颗炸弹，通过考试就可以改变当农二哥的命运，这成为村上最为轰动的新闻。考上学的人，那是文曲星下凡啊，离我们多么遥远，可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看来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大家都可以端上公家的铁饭碗嘛。于是，小小的大寨村学校，掀起了人人勤奋用功的热潮。

后来学校改制，七年制的大寨村小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办成了六年制的小学。小学毕业的我离开村小，到了离家3公里的新铺初中上学。我和几百名怀揣“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同乡子弟，用勤奋完成了初中学业，实现了“鲤鱼跳农门”的飞跃。（来源《汉风》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