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当捧到杨建民先生新出的一部散文随笔《翻书风清》时，脑海中顿时迸出四个字：“书如其人”——书不大，小三十二开本，装帧极简洁，朴素得犹如无香的白海棠。就像杨建民先生本人那样，很低调，不张扬。我甚至耽心，这本书放在书店里，和那些装潢霸气，五颜六色，张牙舞爪的“大块头”混在一起，会不会被人发现？

      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本书内容的厚重。全书三十多篇文章，几乎全是作者几十年间与国内那些让人高山仰止的学人大家的交集和书信来往，其中有巴金、冰心、光未然、冯至、曹靖华、冯友兰、黄苗子、黄裳、萧乾、孙犁、李霁野、朱光潜、杨绛、范用、萧军、杜宣、丁聪、周海婴、张中行、戈宝权、孙大雨、黄嘉德、柯灵、吴小如、林海音、魏荒弩、臧克家……这些文化大家，几乎构成了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史，其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光这些曾经震撼中国文坛的响亮名头，用一句现在颇为流行的网络语言：“吓死宝宝了！”

      建民先生之所以能与如此众多的名家书札往来，得到他们的签名赠书，甚至书写墨宝存念，源于建民先生的嗜书如命和求知若渴；当然，也源于这些文坛先辈们对一位求知者的关爱和看重，而这种关爱和看重，一定是认为当年这位还在上大学的毛头小伙“孺子可教也”。

      事实也正是如此，现在已是教授头衔的杨建民先生，虽然不能说是著作等身，但每有作品发表，便是锦绣文章，多登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读书》等报刊，甚至多篇被选进《新华文摘》《读者》等刊物上，要知道，这些报刊对作品的选择是非常挑剔苛刻的。

      广博的知识源于读书。与其说《翻书风清》这本书里记录了杨建民与文坛领袖们的交往经历，还不如说就是他数十年来读书的过程。当过下乡知青的杨建民在这部书中多次写到他买书读书的“饥渴”：“初、高中及下乡插队期间，可以公开阅读的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是鲁迅著作……当时吸收知识营养的胃口极大，但可读之书却异常有限。结果，这有限的书被反复阅读到烂熟。后来一些人写评鲁迅文章，其中引述略有差池，可一眼望穿，稔熟而已”（《萧军的题字本》）。

      杨建民上大学时，文化刚刚开禁：“刚刚吸收到新鲜空气的我们买书成‘疯’。当时每月家里顶多寄二十元钱，除去牙膏、肥皂，几乎全交给了书店。一次，同学捧回一部崭新的《红与黑》，大伙们看见，均以百米速度奔往学校书亭”。（《书店记趣》）。“读巴金，是从《家》进入的。只记得当时是一口气‘吞噬’下去。当年二十出头，心律和书中青年的脉动相互应合，激荡不已”（《巴金先生的签名本》）。

      为了得到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三十多年中，建民先生如醉如痴地收集不同译者的版本，从最早收集到的查良铮译本到冯春、吕荧、丁鲁、王智量的译本，都高贵的摆放在书架之中。“普希金那明亮又略带忧郁的诗句即刻击中了我。那俄罗斯森林的气息，比我此时身处的异地，更能让人产生辽远的思绪”（《我的六位“奥涅金》）。

      这就是读书人的享受，阅读者的幸福。

      我也因阅读了杨建民先生的《翻书风清》，弥补了不少知识的浅薄。比如，以前我光知道黄苗子子先生是位著名画家，而且以漫画见长。读了建民先生的《黄苗子的题字本》方知，苗子先生不仅是画家，而且是美术史家、评论家、书法家、作家、诗人。他的《货郎集》是散文集、而苗子先生还著述了《吴道子事辑》《画家徐悲鸿》《八大山人传》等书画专著，以及杂文集《敬惜字纸》、诗集《牛油集》《三家诗》等。杨建民在这篇文章中还记录了这位百岁老人两次修订“遗嘱”的佚闻趣事，尤其是那句若不按“遗嘱”办事，无论是谁，“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让人忍俊不住而又顿生敬意。

      在冬日的阳光下临窗阅读《翻书风清》，真是让人如沐清风，令人愉悦。湖南大学出版社和董宁文先生将这本书列入有名“开卷”丛书“随笔文丛”之中，真是慧眼独到。而我总是在想，杨建民比我年轻，不显山不露水的，咋就读了那么多书，交了那么多文坛老友，写了那么多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