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出版的《山祭》是王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新时期汉中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出版标志着王蓬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转向长篇小说创作。《山祭》故事情节感人、生活场景真实、人物刻画细腻、叙述语言生动。记得我当年拿到《山祭》，几乎是手不释卷，一气读完。小说所描写的秦岭山民们的生活我十分熟悉，读《山祭》令我的思绪又回到当年插队的山村之中，也使我对中国农民几十年的悲惨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悟。经过26年的沉淀，王蓬对《山祭》又进行了一些润饰加工，2013年增订出版。增订后的《山祭》读来依旧那么意味隽永、引人入胜，令我感慨颇多。

长期生活在秦岭南麓的王蓬年轻时曾多次进入秦岭割竹、砍柴，与浑厚、质朴的秦岭山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艰辛的生活、坎坷的遭遇为他创作山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从《山祭》中我们可以看到王蓬对秦岭山区的农民有着炽热诚挚的爱，有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他把全部感情和智慧贡献给了秦岭山民，为他们树碑立传，写出了他们艰难坎坷的生存状态、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写出了他们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可以说《山祭》是一部“寓政治风云于民俗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村生活变迁”的作品。小说以真实的生活画面展示十年浩劫对我们民族的戕害。《山祭》通过宋土改、冬花、姚子怀、郭发丁、蔡万发等人物的命运变迁、通过这些人物所组成的观音山这个小舞台的动荡变幻，来展示中国农村大社会十几年的政治风云动荡变幻。可以说，王蓬为我们形象地勾勒出了陕南农村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这十几年的社会发展史。它既是一幅意味隽永的陕南山乡风土民情的风俗画卷，又是一部真实生动的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的形象教材。

重读《山祭》，我感觉到这部小说有着非常深刻的思想意涵，体现了“文革”后作家对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文革”的反思与剖析。二十多年后我们再看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思想主旨依然那么深刻尖锐。亲身经历过“文革”的王蓬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对给我们民族造成巨大伤害的“文革”进行形象的反思与剖析。他通过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山村观音山一群卑微的下层百姓们在“四清”及“文革”中的命运遭际，来表现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王蓬这部小说思想主旨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对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反思及当代文学思潮是非常合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开始反思产生荒唐的“文革”的原因。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今天许多未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不了解“文革”那场劫难给中国人民政治生活、道德精神、肉体灵魂、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危害。有些人荒唐地认为那是一场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对反对腐败、防止腐败起到了作用。甚至为“文革”唱赞歌。今天，了解“文革”产生的历史背景，认识“文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伤害，总结“文革”的沉痛教训，防止“文革”死灰复燃再次贻害，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王蓬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铭记了“文革”的责任。

《山祭》全书三十二章，每八章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分别描绘了秦岭深处的小山村观音山四清前、四清中、文革中、文革后这十几年历史生活中的四个片段。通过这四个片段的描写来展现秦岭深处的小山村观音山的历史变迁及新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轨迹。作品以宋土改为结构全书的情节线索的人物，通过他对观音山及观音山人（包括他自己）的观察与思考，通过他自己的命运遭际，通过与他相联系的各色人物在这四个历史片段中的粉墨登场和升沉起伏，把观音山乃至整个中国这个大社会的纷乱世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以引起人们对“左”的思潮的泛滥年代中人们哪些荒唐行为以及产生这些荒唐行为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思考。荒唐的“文革”激发出人性中原始的自私与邪恶。小说中的蔡万发原本是个人品低下、人格畏葸的小人，在“文革”中却能以革命的名义随意罗织罪名、陷害无辜、横行乡里、抢男霸女，把原本宁静和谐的观音山搞得鸡飞狗跳、家家不安。“文革”也使得小小的观音山单纯无邪的宋土改为了虚无缥缈的所谓政治理想和革命路线，背叛冬花对他纯洁无瑕的爱情，诬陷了信任善待自己的的姚子怀，伤害了淳朴善良的观音山父老。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无法想象那个时代人们的无知、愚昧、疯狂，无法估量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精神摧残和心灵戕害。在这部小说中王蓬明确地表达了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我们可以看到王蓬对文革的理解和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山祭》通过几个生动、鲜活、饱满的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展示中国当代极左的政治思潮给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造成空前浩劫这一深刻的社会主题的。从小说中的人物人生轨迹看，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命运戚戚相关。

姚冬花是小说《山祭》着力塑造的一个完美的人物形象。冬花虽然生活在原始、封闭的秦岭深处的观音山，但她继承了父亲姚子怀和亲生母亲黑女的遗传基因，她美丽、善良、热情、真诚、聪明、勇敢。她曾是个对纯真的爱情、对现代文明有过执着追求的美丽女性。她是那样的有眼光、有胆识、有主见，又是那样的不敢命运的摆布而不屈地与邪恶抗争，她对知识和真善美又是那样执着地追求，在情欲烈火的灼烧中她又是那样的富有理智。她最初对宋土改的爱就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和美好事物的向往。但冬花是个悲剧色彩极浓的人物。在严酷而又荒唐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她承受了最爱的人宋土改无情的背叛，父亲无辜身陷囹圄，大爸、大妈含愤而亡。孤独无助的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心灵窗口紧紧地关闭起来。在她寡言少语和忧郁平静的外表下，深藏着无法向人倾诉的衷肠，掩盖着她被压抑的孤傲高洁的灵魂。她混含着冷漠、忧伤的眼神，是那个曾经产生过无数人间悲剧的时代在这个纯洁的少女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同时这也表现了一个被损害者无可奈何的抗争情绪和无法排遣的苦闷心情。姚冬花与庞聋得的结合，是她美的文明的追求落空之后、理想世界幻灭之后所做的选择。也是她向质朴的原生态自然社会的主动回归。作者在塑造冬花之一形象时，着力突出了她的美与不幸，用她的美与不幸来表现她的命运悲剧，似乎没有摆脱中国古典小说、戏剧红颜薄命的窠臼。在冬花这一形象身上，我们似乎挑不出她身上的一点瑕疵。

总而言之，作品中冬花完美的近乎于神，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缺陷，是一种“完美病”。实际生活中完美的人去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宗教观念和人民的幻想中。如果一味地追求人物性格的完美，就会抛开性格内部的矛盾运动，反而陷入一种使性格模式化、类型化、概念化的境地。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完美的形象是不少的，但从审美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些形象又是不够美的。在写冬花与庞聋得的结合时，王蓬大概有与宋土改一致的心理，即不愿让美丽的冬花与丑陋的庞聋得真正结合，因此安排了冬花新婚之夜狩猎这一情节。

《山祭》中的宋土改是个有深度的悲剧人物。他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结构性人物。王蓬注意了开掘宋土改这个形象深刻的性格内涵，揭示了这个形象丰富的心理世界和意识的流动过程，描绘出了这个人物形象二重性格两极有机的组合。宋土改身上所表现的性格二重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决定他的性格运动方向的主导因素，这就决定了他性格一元化的相对的定向性、稳定性、一惯性。在作品中，宋土改的行为有时表现为善，有时表现为恶，有时表现为美，有时表现为丑，有时表现为真，有时表现为伪。他有过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为建设山乡做贡献、志愿到观音山办学的壮举，也做过伤害山里人感情的错事；他对冬花有过深沉炽热的爱，但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又背叛了冬花纯洁的爱；他对冬花一家有过沉痛的内疚，但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又更深地伤害了冬花。他的性格中交织着真善美和假恶丑相反两极的各种因素。但是我们对这个人物性格内涵开掘得更深一些就不难发现，这个人物性格中本质是善的。这种善的本质就保持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定向性、稳定性、一惯性。宋土改在“四清”和“文革”中对冬花一家及山里人的伤害，是恶的行。但从他内心的愿望来看，是为了紧跟当时政治形势，有为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的心理因素。他对冬花爱情的背叛，除了自私的心理因素而外，也有基于所谓的无产阶级感情出发的一面。即使他有意在冬花和庞聋得新婚之夜组织狩猎来破坏冬花的初夜，其内心也有一种善的愿望，就是不愿看到容貌美丽的冬花被形象丑陋的庞聋得所占有，不愿看到美丽的冬花的凋零。尽管冬花认为庞聋得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优点，但在宋土改及世俗人眼中，庞聋得依旧是丑的，类似雨果《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况且宋土改绝没有预料到这次狩猎会给冬花带来更大的不幸。王蓬在塑造宋土改这个形象时，还注意了这个人物性格的流动过程，写出了社会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对这个性格的影响，写出了这个性格合理的发展方向。宋土改的一系列言行及心理活动，都产生于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和政治氛围中。他生活中所经历的坎坷，既与他的性格特点密切相关，又有其社会原因。他的善良、真诚、热情、有知识、有理想同他的简单、轻信、盲从幼稚、自私这样性格两极的各种因素的组合构成了他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然而作品在刻画这一性格时，又能使他多样归一，保持完整性、统一性、一元化。随着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宋土改又成为一个永久的忏悔者。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可悲、可卑、可憎的思想、行为后，又力图通过灵魂和行为的忏悔来取得冬花的谅解。他想通过真诚的忏悔达到自我回归，回到最初纯真的境地，回到他最初到观音山的那种生活氛围中。因此，他能担着政治上的风险想方设法使观音山恢复生产，他又想用自我牺牲的方式走“招夫养夫”的旧路。可以说，这正是他忏悔的具体的表现。宋土改这一形象的社会内涵、哲理内涵、心理内涵都是比较丰富的。

宋土改始终承担着沉重的历史负荷，这就意味着他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他制造着别人的悲剧，同时也制造着自己的悲剧。他虽然参与了迫害姚子怀一家，做了一些对不起观音山人的错事，这并不是因为他个人品质的恶劣，而是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境遇和命运，也无法改变别人的境遇与命运。他自己的境遇与命运也要受到当时的集体无意识的支配。宋土改的悲剧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他是那个时代一大批集体无意识的人群的代表。

姚子怀是《山祭》塑造的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悲剧人物。姚子怀原本是一位穷书生与大户人家闺女的儿子。因母亲被土匪头子杨凤冈掳掠上山做了压寨夫人，他自幼便生活在土匪窝里。但在母亲的教育下姚子怀出污泥而不染，依然保持着善良、真诚的品质。他襟怀宽广，为人豪侠，胆大心细，勇武彪悍，是旧时代优秀的猎人。他为报母仇，亲手击毙土匪头子杨凤冈。但他的命运结局是非常悲壮的。造成姚子怀悲剧的根源不仅仅是社会的原因，更主要是他的性格的原因。正是由于他的狷介耿直、他的血气方刚、他的宁折不弯，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如果他像南春官一样，善于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在批判会上低头认罪，在最后的狩猎中识时务知难而退，那么他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的结果。然而这样的姚子怀就不成其为姚子怀了。王蓬在塑造之一形象时注意了对这一形象的悲剧性格的把握，注意了悲剧气氛的渲染，把姚子怀是死写的极为悲壮。特别是他临终前的一句话：“只要你把我抬上‘交口’我还能打。”充分显示了这个悲剧人物的性格特征。

《山祭》中所有的人物，特别是以姚子怀为代表的老一代山民，后来都成了秦岭大山的祭品。姚子怀的牺牲，还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他代表了老一代中国农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他的悲剧也是中国老一代农民悲剧的缩影。姚子怀的悲剧在于他不仅是时代政治风暴打击的对象，还是时代潮流的落伍者。我觉得王蓬对姚子怀这一形象刻画的不够，似乎还未能对姚子怀的传奇式的英雄故事、艰辛的人生历程、坎坷的悲剧命运、悲壮的人生终结展开淋漓尽致的描绘。姚子怀这个人物本来是大有写头的，如果作品将这个人物写的再丰富、生动一些，整个作品所表现的历史画面就会更恢弘一些。也是基于这部小说主题、结构及叙述方式的限制，王蓬只能将姚子怀写成目前这个样子。以我的理解，《山祭》中的“祭”字最后应落笔到对姚子怀这个老一代猎人的祭奠上。但是，王蓬这个“祭”字渲染的还不够份量，这也是姚子怀这一形象显得单薄的一个原因。

《山祭》对蔡万发这个人物侧重的是对他道德的批判，而对他历史的批判则显得较为肤浅。作品给人这样一个印象，蔡万发的坏是胎里带，似乎与社会及时代并无关联。蔡万发这样的人不论放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他都会是这样的德行的。只是“四清”和“文革”更适应他，给他提供了展现他丑恶本性的机会。这个人物的塑造略显得有些、简单化、概念化、脸谱化。

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山祭》也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山祭》在叙述中则表现出一种戏谑、嘲弄、调侃的味道。描写生动、细腻，富于画面感。小说对具体生活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诸如对秦岭山区独特的劳动场面、奇异的婚丧场面、惊心动魄的狩猎场面、古朴淳厚民俗民风的描写，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作者对这些具体生活的描写显得从容自然、真实、细致，若非对秦岭山区的山民们的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和深沉的爱，若非对秦岭山区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烂熟于心，是写不出来的。

王蓬的这部作品表现出了浓郁的秦巴山区——主要是汉中地区地域文化特色。希望王蓬能立足陕南秦巴山区充分发挥地域文化传统的优势，与汉中地区其他作者一道，像李杭育形成葛川江系列作品、贾平凹形成商州系列作品、赵本夫形成黄河故道系列作品一样，形成具有我们汉水上游、秦巴山区文化特色的优秀系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