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茶马古道的初步认识

         丝绸之路 、大运河、茶马古道都是中国久负盛名的文化商旅线路,其中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以马帮驮队和背夫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商贸通道，是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民族文化最神秘、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最厚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走廊。

        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具有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最早由云南大学木霁弘和北京大学陈保亚等教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徒步两千七百多公里，围绕西南地区特有的马帮，写成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其含义是指“唐宋以后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商业行为，延伸至内地数省及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文明古道”。2009年6月，甘肃省陇南市康县望关乡境内发现明代“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残碑，该碑文内有“茶马贩通蕃捷路”等文字记载，首次证实了茶马古道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真实存在。2013年3月5日，西北地区茶马古道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茶马古道最早起源于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起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的思茅和普洱，途径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后进入昌都到达拉萨，全长4000余公里，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南茶北运，北马南行”的主要线路，形成一定规模的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由陕西商人的商贸活动与古代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形成，始于唐代，开通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起始点在陕西安康的紫阳县。在秦州（今天水）设茶马司，是陕西茶叶西行并换回马匹的主要通道，相比其他茶马古道的历史更为悠久。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又称蹚古道，始于宋代，主要由陕西人开辟，开通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起始点在四川雅安，先后在雅安和康定设茶马司，主持入藏茶叶交易，将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芦山、邛崃等地所产茶叶在雅安压制成砖茶后运至康定，然后由马帮分别运入藏区。第三条是川藏茶马古道，开通于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是陕康藏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始点仍在边茶产地雅安，依靠背夫（俗称背脚子或背老二）纯体力徒步翻越雅拉雪山将茶叶运送到康定后入藏，路线与陕康藏茶马古道走向基本一致，属陕康藏茶马古道的疏导备用复线。由于雅安到康定这一段路多属崇山峻岭和悬崖峭壁，道路崎岖不适合使用骡马，只能采用背夫人力背运的方式。背夫大部分都处于社会最底阶层，为了生存不辞辛劳，日夜兼程，承担着运茶入藏的重任，因此有学者提出把川藏茶马古道改称为“背夫古道”。第四条是滇藏茶马古道，即云南茶马古道，始于宋代，开通于明嘉靖元年至嘉靖十八年（公元1522-1539年）云南沐氏土司统治时期，起始点在云南的思茅和普洱，遵循朝廷令，在丽江设“官马帮”，主要将云南普洱茶转运至西藏换取西域马匹。

             茶马古道除陕甘、陕康藏、川藏、滇藏四条主干线外，还包括了若干条支线，是一个庞大的商队交通网络。例如由雅安通向松潘连接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经四川德格县通往青海玉树、西宁、临洮的支线，由昌都向北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学者认为甘肃和青海同样是通往藏区运输茶叶的古道，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存在交叉现象。其实，陕甘茶马古道线路相当于当时的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起于长安的丝绸之路，不仅仅只运丝绸，茶叶、谷物、食盐、蔗糖、烟酒、染料等货物也通过这条商路运往西北、西亚及欧洲地区，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趋繁荣，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在西安和兰州之间基本共用重叠。时至今日，兰州仍是进藏铁路与公路的交通枢纽，但在汉唐时期并非完全如此。古代山川阻隔，车马不易，需尽可能近捷，不愿绕道。所以唐蕃古道过天水后，不必再走秦安、通渭、定西至兰州一线，而是经陇西、渭源至临洮渡黄河入青藏高原。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和作用与茶马古道有所不同，而且甘肃、青海等地只是茶叶运送进藏的周转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两者在历史上的主要功能与作用各不相同。

        二、茶马古道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饮用茶的国家。相传上古神农氏亲尝百草患毒，因得茶而解之。西汉王褒著《童约》一书中已出现“茶具”如何汲水、煎用的记载。东晋常璩撰写的我国最早地方志《华阳国志·巴志》中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丹、漆、茶、蜜皆纳贡之”。西周初年，为汲取殷商酒色失国的惨痛教训，周武王命辅臣周公旦改革并完善礼仪制度，茶取代酒成为最合乎周朝周公礼制的饮品。陕南巴人栽植茶树，并向朝廷进贡茶叶，茶成为纳贡珍品。唐代茶圣陆羽著《茶经》记载：“茶者，始于神农，闻于周公，南方之嘉木也，巴山峡川生焉，梁州（今汉中）生金牛（今南郑、勉县）”。《茶经》对茶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阐述，茶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和蓬勃发展。除南方之外，中原地区制茶技巧和饮茶文化得到全面普及，饮茶之风日盛，相互追捧至极，达官显贵和平民百姓均把饮茶作为时尚和待客最高礼仪，当时有人记述说“古人亦饮茶,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经过唐代的传播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发展,官方民间对茶的喜爱痴迷程度也影响和传播到了塞外的少数民族之中，胡人鹦鹉学舌，追名逐利，纷纷效仿,乐此不彼。

        地域辽阔的青藏地区属高寒地带，平均海拔3000-4000米左右，空气稀薄，气候干燥，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饮食习惯与汉族大不相同，他们常年以青稞炒面等为主粮，喜肉食奶酪，肉仅煮至八成熟最和胃口，缺少蔬菜水果帮助肠胃消化，高热量高脂肪不易在人体内分解，容易便秘上火，倦怠疲劳。《唐书·食货志》载：“嗜食肉酪，无茶则病”。《五代史·外国传》载：“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粟之热，非茶莫解。醒脑提神，莫过于茶”。《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一记载：“秦蜀之茶，自碉门、丽雅抵朵果、乌藏，五千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可见茶叶适用范围之广，需求数量之大。茶叶化脂肪解燥热祛寒湿提精神的作用令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爱不释手，欲罢不能，成为他们每日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又逐渐形成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并不产茶叶，只能从四川、云南、湖北、湖南和陕西等茶叶主产区运送。所以流入游牧民族的茶叶数量也受到了限制，茶叶最初只是在游牧民族的首领贵族中流行，属于生活奢侈品。

        马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强骑善射，所向披靡，能弥补军事技术、经济实力的不足，是清朝以前国运军事力量强弱的标志，历代王朝以马上得天下，高度重视选用优质马匹作为战马之事宜。我国马匹主要产地在西北甘陇草原和广西岭南及淮河等地区，尤其是北方所产马匹强壮高大，威猛步阔，颇通人性，经调教训练后充作战马，战斗力最强。而广西岭南等其它地区所产马匹“格尺短小，行走滞缓，习性顽劣，不堪行阵”。汉武大帝为求汗血天马，曾多次令人徒步跋涉西域各地寻访宝马良驹。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不安，但对马匹的重视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在云中、朔方、陇右等地设置马场，巅峰时期拥有战马300多万匹。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黄河南北一带开辟了千里养马牧场。唐朝与南北朝、隋朝一脉相承，完全继承发扬了前朝彪悍的尚武之风，浓郁的骑兵氛围形成了系统的监牧制度，设置了八使、四十八监专门替朝廷养马，马场横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一望无际。后来觉得还不够，又增加了八监，在河套地区开辟马场，唐太宗、高宗时期拥有的马匹多达70多万匹。唐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尽失、河北被藩镇掌控，战马数量锐减，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两宋外敌环绕，疆域缩小，一直处在辽国、金国和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下，对战马的需求更加迫切，急需大批良马以备战事之用。元朝蒙古骑兵铁蹄弯刀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征服欧亚大陆。明清两朝更是一马当先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借助马上实力平定天下 ，一统中国。 

        西域缺茶，中原少马，互通有无的茶马互市贸易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在茶马互市出现之前的汉唐时期，朝廷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形式除赐婚和亲外，主要的经济往来就是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中原王朝海纳百川使得八方来朝，朝廷收下使者带来的贡品，也将中原特有的丝绢和茶叶等回赠给各国使臣，这就是所谓的贡赐贸易。而绢马贸易也是中原王朝以丝绢换取少数民族马匹的交易形式，只是这一形式一般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请求与唐王朝和亲和市，朝廷下诏许之，“发使者及典缣等，大赉缯锦，将于石国和市犬马”，安史之乱期间又“屡遣使臣以马和市缯帛，止休刀兵”。以回纥为例，因在安史之乱中为唐立下了大功，经常倚功逼迫唐朝用绢换马，当时一匹马的价格高达40匹绢，回纥再将交易到手的丝绢卖给西方商人牟取暴利。所以绢马贸易在唐朝是迫不得已的饮鸩止渴之举，已经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朝野上下都希望有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取代绢马贸易。此时，若用铜币易马，则会助长戎狄之人金属武器制造之风，少数民族也因边贸停滞得不到足够的茶叶而最终选择了妥协，接受茶马交易条件，以茶易马也就成了双方互惠互利的最佳选择，但实质上往往会有着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考量。茶马互市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安史之乱以后。《新唐书· 隐逸列传》载：“回纥驱马长安进贡，大唐以茶赐之。中唐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就反映了从绢马贸易到茶马贸易的过渡过程。随着各民族之间交流不断加强，唐王朝意识到和平年代与少数民族的互市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形式，对活跃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都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态度，少数民族也愿意与中原王朝进行各取所需的物物交换。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制定了“以茶易马”政策，形成了比较统一完整的茶马交易价格与税收体制。“南茶北运，北马南行”、“用茶易马，固蕃人心”、“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等茶马治边策略随之成为常用的政治手段，同时也把茶叶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严加管控，茶马互市贸易与和亲联姻政策一样成为当时最能体现民族交流融合的主要形式。

        宋朝杜绝与外邦和亲联姻，一身硬气。为缓解少数民族政权带来的威胁压力，茶马互市在官方的管理下从制度、规模及形式上都得到长足发展，由自发自愿变为官办民愿，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茶引的出现。茶引即当时茶叶的营业执照，只有拿到朝廷颁发的茶引，商人才可以合法地进行茶叶贸易。不但规定“引与茶必相随”，而且对茶引也限定了使用地域，在一些地方专门设立茶马交易管理机构，配备熟悉情况和通晓胡语的官员料理茶马事务，茶叶来源和交易地点也随之扩大，把松散随意的茶马互市以“榷场贸易”形式集中到某些固定地方，垄断掌控于朝廷手中，成为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以此支撑朝廷开支，又供前线军事费用。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淮南转运使苏晓榷蕲、黄、舒 、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诏令设监茶官于石桥铺镇，笼其利，岁入百余万缗”。由此可见茶马交易规模庞大，利润丰厚。《宋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四载：“宋初 ，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 ，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秦、凤、熙、河博马”。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3年），在原州（今宁夏固原）、渭州（今平凉）、德顺郡（今静宁）三地设榷场以茶易马。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又在秦州(今天水）、凤州（今陕西凤翔）、熙河（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增设马场，在成都、利州（治兴元）、兴元（今汉中）设置茶事司和转运司，专门经营秦凤路、熙河路、经原路三路经略安抚使之茶事。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朝廷遣监察御史里行、利州路转运判官兼司农丞黄廉入川，把川茶运送至陕西专用易马，诏令成都、雅州、利州、洋州等路易马18000匹为限额，以补军需。明代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一十五记载：“以茶易马羁縻西北夷族，贤于数万甲兵矣”。《明史·食货·茶法》载：“以茶易马，惟汉中、保宁。汉茶为主，湖茶左之。如汉引不足，则以湖补之，年以汉茶三百万斤易边马三万匹”。明《紫阳县志》载：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茶马制”盛行，知县张继芳遵令陕西紫阳茶区产茶十三万斤，又四川保宁府转茶一百万斤，赴西蕃易马”。清朝初年，征战不断，所需战马量大面广，朝廷沿用明朝的茶马贸易制度，先后在陕甘两省设巡按监察御史，后来又复设茶马司料理茶马贸易，通过“茶马法”来以茶换取西北地区马匹。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后，“三蕃”平定，台湾收复，政权巩固，朝廷与蒙古结为世交，所需马匹大多来自蒙古，加之大规模战争结束，对茶马贸易重视程度大不如前，官方的茶马贸易活动逐渐衰落，唯有陕西汉中茶一直实行官榷，由专商经营，并收取茶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陕西清理财政说明书·茶课税厘》载：“汉中府有一县一厅征茶税共银二百七十九两七钱六分厘，其中西乡县六十两六钱”。可见汉中茶叶工艺考究，分级严格，数量庞大，质量上乘，驰名中外,享誉世界。

        三、陕甘茶马古道的兴盛与繁华

        陕甘茶马古道是延绵盘旋于秦岭高山峡谷和陕甘丛林荒野之中的神秘古道，是中国最早的茶马古道主干道,唐宋时期发展为古丝绸之路的西南线路之一。《汉书·西域传》载：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皇宫郎官张骞两度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带去丝绸、茶叶和冶铁术，引进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苜蓿等作物在中原栽培，“凿空”西域，远播国威，造福后代，开拓了享誉全球的“丝绸之路”，为后来边疆的茶马贸易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为人类文明延续发展和汉夷交流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世界上研究西域地区的古地理和历史提供了最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新唐书·地理志》载：“兴元府（今汉中）贡谷、红枣、柑、批杷、茶”，把汉中茶称作山南茶。当时全国八大产茶区，山南茶位列其首，位于全国茶区最北一线，越过秦岭再无茶树，可见陕西汉中种茶和饮茶历史之悠久，是中国茶叶的原生地和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茶文化传承最好的茶区，传统手工焙茶制茶技艺被原汁原味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古法工艺制茶保留了茶叶叶润色绿、口感清香的原始形态，汉中茶业由此如沐春风，蓬勃发展，“午子仙毫”、“汉水银梭”、“宁强雀舌”、“定军茗眉”、“西乡绿茶”、“秦巴雾毫”等茶叶品牌相继问世，名声大振。2008年3月，汉中成立茶业协会，以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采取政策推动、示范带动、市场联动、利益驱动的“四轮驱动”举措，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将汉中市面各茶叶品牌统一标识为“汉中仙毫”对外推介。“汉中仙毫”犹如大船出海而扬帆远航，成为汉中茶叶产业的“航母”。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位于陕西南部，汉江上游，秦巴腹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气候温润，茶林成片，盛产茶叶，是陕甘茶马古道的起点。数以万计的茶叶仅靠马匹驮运难以胜任，加之所走路线大多为沙漠戈壁，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骆驼，当时也把茶马贸易的商队叫骆驼客。距紫阳县城十余里的瓦房店任河和渚河交汇，上通巴蜀，下接荆湘，交通便利，茶叶贸易繁忙，是古时商旅驮队交易的重要市井，有“小汉口”之美称。豪华精细排场的西北五省会馆存留遗迹彰显了茶商雄厚的经济实力，也见证了当时这里经营茶叶的规模和盛况。由于宋代以后官府对茶叶管控更加严格，买茶贩茶划分区域，不得越界，但陕南茶量大质优、货真价实、买卖公平、利润丰厚，陕甘茶马古道成为当时最为繁华也是唯一可以在国内跨区域贩茶的通道。

        《宋史·食货志》载：“汉中买茶，熙河易马，故设茶马司于秦州”。南宋《舆地纪胜》载：“茶马司成都、利州路买茶，秦凤熙河博马，始于熙宁之十年（公元1077年）”。由此可见，自茶马互市形成以后，为推行“汉中卖茶，熙河易马”之国策，茶叶被定为换取西域马匹的军事备战物资，以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陕甘茶马古道上的驮队背夫经官方许可后从安康紫阳始发，经汉阴、石泉、西乡，洋县、城固到汉中，经汉中茶事司和转运司查验后分两路运往秦州。一路经勉县、略阳、徽县、成县、岷县、洮州（今甘南自治州临潭县）到秦州为“汉洮道（又称秦蜀道）”，与现今的十天高速陕甘段途径走向相互重叠。另一路沿褒河石门褒斜栈道前往留坝、凤县、两当到秦州为“汉秦道”，与现今的316国道和姜（留坝县姜窝子）眉（宝鸡市眉县）公路走向相互重合。两条古道在秦州汇合，经秦州茶马司再次查验后，为减少蛮荒之地夷族侵扰损失，又化整为零分为两道，一道经清水、庄浪、兰州、宁夏与丝绸之路连接为“秦庄道”。另一道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河州（今临夏）草原为“秦河道”，这是陕甘茶马古道进入青藏高原的终点。“秦河道”其实也是一条传统的丝路商路，被一些专家认定为陇东丝路南线，其原因是这条商道连通着茶马互市的重镇临洮（古熙河）。临洮地处古丝绸之路要道，唐蕃古道要冲，是黄河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的西部起点，也是秦长城的西部起点，还是青藏高原向关陇中原的过度地段，自古为西北名邑，陇右重镇，素有“彩陶之乡”的美誉。其西北与吐蕃、吐谷浑、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相邻，东南与秦岭南麓的汉中相连，洮河贯穿其中，形成开阔的河谷，山岭水草丰茂，谷地平整肥美，适宜游牧、农耕和渔猎养殖。契丹、女真、党项、吐蕃、突厥、鲜卑等凭借马上优势南下中原劫掠，临洮成为游牧民族进攻中原必经之路上最好的桥头堡。所以从秦朝开始就在此筑长城，设要塞，胡骑烟尘，金戈铁马，载入半部史册。但漫长岁月里并不完全都是战火烽烟，更多的还是胡汉交流民族融合。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历经数年文攻武抚，终于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停战协定，绝了西北边患。双方约定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茶马互市贸易，大宋每年向辽国进贡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茶十万担至雄州交割，贡茶所占比重仅次于白银和绢丝。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收复熙河后，对西夏采取“以恩安抚莫过于茶马互市”的外交之策，钦定“汉中买茶”。《西乡县志》载：“汉中茶农昼夜制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曾先后在汉中的西乡、城固等地设茶场300多处，收购茶叶达700余万斤用于西北甘陇等地换马。汉中茶区一时商贾云集，空前繁荣，成为陕西、四川、湖北规模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极大地繁荣了汉中经济。《明史》上说，汉中“繁华虽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大都会也”。因汉中茶区距马市集散重地甘肃临洮最近，加之蜀道与汉江航运畅通，是大批茶叶运往“熙河易马”最为便捷安全的“茶马贩通蕃捷路”，临洮也因此一定会相应出现大规模的马市。国以马强，茶因马贵。可以想象，每当秋高马肥之季，吐蕃人、突厥人、鲜卑人、西夏人、吐谷浑人、回纥人、蒙古人赶着成群结队的马匹驮着帐篷汇聚到临洮，在平坦的河谷搭满帐篷。山坡上放牧着准备交易的马匹，马市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呼买叫卖，吆喝不绝。各类饮食、店铺、茶肆商幡招展，各路艺人也闻讯而来，把这塞外高原城市挤得满满当当。白天市声喧嚣，入夜灯火万点，一拨满载着砖茶、谷物的吐蕃人刚刚离开，又一拨赶着骏马的党项人搭起了帐篷，硬是把这桩茶马买卖推演了数千年。茶马互市贸易形式的存在，对外抚边民、内充军力、活跃边贸、发展农牧业和融洽民族关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四、对陕甘茶马古道略阳段的探索与研究

            略阳地处秦岭南麓陕甘川三省交接地带，属氐羌先民杂居之地，略阳得名之只说主要有三。据《南齐书》记载：古秦陇有略阳郡，氐人南迁，“武兴县侨置略阳县”。明嘉靖《略阳县志》、《陕西省通志》记载：“用武之区曰略，治在象山之南曰阳”，取名略阳。明嘉靖年间汉中知府张良知则认为山高西障，时过午即不见日，因名略阳。略阳夏商为氐，春秋为羌地，战国为白马东境，秦时属蜀郡葭萌县辖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沮县，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改属凉州武都郡，三国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设武兴督。西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属秦州武都郡并为杨茂搜所居，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属秦州仇池郡。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氐族杨文弘建藩国号“武兴国”，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灭“武兴国”改称兴州。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州置顺政郡，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设山南道兴州。五代承唐制仍为兴州顺政县。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初归山南道，后属利州路设顺政县，南宋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改为略阳县。元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由陕西行中书省兴元路沔州辖县改属广元路辖县。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为汉中府沔州辖县，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属汉中府辖县。清承明制，仍为汉中府辖县，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新设黑河分县于观音寺，置县丞，隶属略阳县衙，清末置观音寺巡检司。中华民国初属汉中道辖县，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改观音寺巡检司为县佐，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 为省辖县，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撤销观音寺分县建制，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为汉中西路专员公署辖县。1949年后为陕甘宁边区汉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陕西省汉中专员公署、汉中地区革委会、汉中地区行政公署、汉中市辖县至今。 

          略阳南通巴蜀荆襄，北接甘陇秦川，属古今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是四川和陕南去甘肃武都、天水的必经之路。东汉建宁五年（公元172年），武都郡太守李翕赦命仇审在略阳析里主修郙阁栈桥，留下了名传千古的《郙阁颂》摩崖石刻，与汉中《石门颂》、成县《西狭颂》并称“汉三颂”。三国时期，魏蜀相争，诸葛亮六出祁山，五伐中原，其中四次运筹帷幄沿故道经略阳出陇右天水而决胜千里。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签约作家、汉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史研究员周吉灵先生著《武兴国志》记述，北魏延兴二年（公元472年），天水略阳清水氐族杨氏后裔杨文度在略阳自立武兴王，其弟杨文弘建藩国号“武兴国”，父创子立，子承父业，兄终弟及，长废幼立，不设官，不纳粮，传五代，历时81年，史称南北朝“五代五主”或“五代五王”。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略阳灵岩寺，既是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的历史文化遗迹，也是环境幽雅风景秀丽的寺观山水园林，更是一座拥有130余通摩崖石刻的文物宝库，号称“陕南小碑林”，是历代书法研究的石质瑰宝。北宋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立于略阳与甘肃徽县交界处的《新修白水路记》碑（又称大石碑），被金石学家称为“白水路记摩崖”。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吴玠、吴璘帅军筑城扼守西北蜀口边关，在略阳境内的仙人关吴王城抗金三十余年，确保了南宋王朝的一隅偏安。始建于南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的略阳江神庙，又名吴王庙，是我国长江流域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氐羌民族风格祈禳祭祀戏院建筑群。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立于略阳境内的《仪制令》碑，成为我国最早的交通礼仪规则。唐宋以后的“南茶北运，北马南行”和“汉中买茶，熙河易马”等茶马互市贸易都曾无数次经过略阳，留下了许多与战争及茶马交易活动有关的经史子集、人文历史和奇闻轶事流传至今。一是根据东汉《郙阁颂》、北宋《新修白水路记》、南宋《仪制令》等碑文记载来看，秦汉唐宋时期，略阳以上凤州以下的大官驿道（又称山南道或嘉陵道，北宋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改大官驿道为白水路）水陆并用，商贾云集，船队纤夫挑夫马帮都沿嘉陵江河道行走，而发源于天水嶓冢山的西汉水又是千里嘉陵江的主流，自天水至略阳之间形成了一条天然便捷的黄金商贸通道供南茶北马、东绸西盐等各类商队通行，这是陕甘茶马古道最为繁华的主要线路之一。时至今日，嘉陵江岸的略阳水旱码头和马帮茶铺遗迹尚存，挑夫脚窝和纤绳磨痕印记犹在，依旧凄苦无言地述说着古道昔日的艰辛与辉煌；二是为降低货物在路途中的意外损失，陕甘茶马古道在略阳又再次一分为二分为两条，除一条由嘉陵江河谷沿岸而上，走“秦蜀道”经白水江《新修白水路记》碑址前往徽县、成县方向去天水外，另一条由徐家坪析里《郙阁颂》石碑前过郙阁栈桥后，从街（jie有误）口进入“窑坪道（又名散关道）”的秦家坝、邓子院、七里、木瓜院、窑坪、大南峪（古兰皋驿）、云台（古白马关）、大堡、长坝（古黑马关）、望关、平洛、成县等地到达天水，这两条都是陕甘茶马古道“汉洮道”的支线。窑坪是甘肃省康县大南峪镇所辖行政村，1958年以前归略阳县管辖，是陕甘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驿站和急递铺，至今残存的古街、石碑、牌楼、廊桥、庙宇等古建筑充分印证了茶马互市在这片热土上曾经拥有的荣耀与繁华。根据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第二届陇南文艺奖文学类铜奖获得者王凤文先生所著历史长篇小说《窑坪往事》描述：当年窑坪商幡招展，店铺林立，郁货山积，客商云集，南腔北调的商队在李家的“德胜堂”和吴家的“九思堂”等商号汇聚，九州十三省的商旅马帮在这里住店休整、商谈生意、喝茶看戏、题字赋诗、谈情说爱，茶马交易市场十分繁华。尤其是窑坪儒商“汇通四海”、“把生意当事情做”这种义薄云天的豪情壮志和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教化了方圆数百里的几代人；三是汉中是陕川鄂三省最大的茶叶加工、转运和交易集散地，大批的陕西茶、四川茶、湖北茶在汉中汇合聚拢查验后启程，一路跨汉江、渡沮水、翻煎茶岭进入嘉陵江沿岸的古兴州略阳境内，再经略阳境内大官驿道上的沮水驿、峡口驿、大桃驿、兴州驿 、枸林驿、窑坪驿、兰皋驿、白水驿、长举驿、青泥驿等驿站或急递铺前往徽县、康县、两当、成县、西河方向去天水，这就是所谓的“汉中卖茶”和“南茶北运”；四是南宋时期为阻止金人南下侵宋，“熙河易马”之后，“北马南行”途径略阳不再入川听调，所易战马除兴州仙人关吴玠吴璘部留用外，其余由汉中直接运送至东南三衙司军前效力。南来北往的茶马贸易活动使略阳古道“路无猜情，童叟无欺，商贩如织，门市不羁”。商队马帮你来我往，川流不息，路途拥塞，井市繁华，在沿途遗留下了与茶和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茶店、煎茶铺、煎茶岭、马圈子、亮马台、走马岭、跑马岭等地名并延用至今；五是由于陕甘茶马古道贸易活动的繁荣和种茶制茶技艺的传播普及，略阳的峡口驿、杨家坝、何家岩、接官亭、麻柳铺、鱼洞子、史家院、坪沟等地都成了茶叶的适生区，略阳茶曾一度被开发研制成“灵岩仙茗”和“汉中炒青”等知名品牌，被纳入“汉中仙毫”麾下，销售网点遍布全国，远销海外。接官亭镇麻柳铺村安山茶园被当地有识之士开发成集茶叶生产加工和旅游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成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六罐罐茶作为茶马文化的衍生产物，在略阳已有悠久的传承历史。因不用茶壶泡茶，专用带嘴带把的葫芦形土质陶罐在火塘边煨烧，故名罐罐茶。据《南史》载：“武兴国，本仇池。着乌阜突奇帽，长身小袖袍，皮裤。地植九谷，种桑麻，山出铜铁。婚备六礼，知书疏”。《略阳县志》载：略阳氐羌族人“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痴”，常以罐罐茶果腹消暑防病，尤以徐家坪、西淮坝、马蹄湾、白水江和郭镇等地最为盛行。略阳罐罐茶分面茶、清茶和油茶三种，制作工艺与云南普洱、思茅、大理、丽江、成都、雅安、康定、文县、康县、徽县、成县罐罐茶如出一辙，非常相似，都采用了土质烧制的陶罐煮茶方式，其主要原料都是茶叶。略阳大多数人则一年四季以面粉为主配茶叶、藿香、葱姜等为佐料熬煮，以肉丁、核桃、鸡蛋、豆腐等为调料的面茶为主要饮食，清茶和油茶则作为一种传承周公之礼的待客礼仪，形成了“客来设茶、客座敬茶”的待客礼俗，甚至逢年过节也要用茶敬神祭祖。氐羌先民用于祈福禳灾的羊皮鼓、上刀山、过火海、下油锅等道场仪式除杀牲祭祀外，主要的祭品就是茶。这些习俗对略阳罐罐茶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今的略阳罐罐茶被开发研制成包装精美的方便食品饮品畅销全国，成为略阳的地理标志之一。略阳山高林密、植被茂盛、地肥水美、物产丰富，清澈的山涧溪水和碧绿滴翠的茶园孕育了茶的清香，土质陶罐留住了茶的灵魂。清晨，当缕缕青烟从农家屋顶袅袅升起之时，正是家家户户围着熊熊火塘喝早茶之际，浓郁的茶香追逐着晨雾和太阳久久不散。清香可口的罐罐茶里溶入了氐羌族人的苦涩沧桑和悲欢离合，黄土烧制的陶罐里熬煮着略阳人的酸甜苦辣与古道热肠。生活在这里的人不管农事多忙，不喝茶不下地，不喝茶不离家，罐罐茶既是传统饮食，又是礼仪文化，更是他们记住乡愁，留恋故土家园的精神寄托。

             综上所诉述 ，略阳是陕甘茶马古道线路上最为重要的物资转运驿站和集散地，是唐宋以后无数商队长途跋涉以茶易马的汇聚点和中转站。陕茶、川茶、湖茶及其它货物以汉中为西行始发点，以略阳为“秦蜀襟带”支撑点，以窑坪为互市地，成群结队的马帮挑夫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开路搭桥，把陕甘茶马古道与陕康藏、川藏、滇藏茶马古道及丝绸之路互相联通，形成了四通八达、相互衔接、走向一致的茶马互市贸易通道，使这四条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通道穿越秦岭巴山、祁连六盘、雅拉雪山、青藏高原等名山大川，渡过汉江、嘉陵江、澜沧江、金沙江、岷江、雅砻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一路向西经天水过昌都到拉萨，从拉萨又延伸进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和西亚、西非红海海岸等地。也正是略阳衔东接西、汇南通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淳朴的风土人情，使茶马古道真正成为通往世界各地对外沟通交流的国际商贸通道。

         五、茶马古道的精神实质和历史意义

        所谓的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人背马驮之商路，也是一条超越人文精神的天路。它像一条绿色的飄带，横亘于陕、川、滇与青藏高原之间，蜿蜒曲折于世界屋脊之上。穿过崇山峻岭、峡江长河，越过皑皑雪山、茫茫草地，像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内地与藏区相互连接。似一座跨越时空的金桥，把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传送。首先，茶马互市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经济贸易活动，而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的桥梁，也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相互交流的纽带。频繁的经济交流密切了双方在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爆发战事的可能性减小，减轻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和压力，对于巩固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意义与影响都远远超出了经济贸易活动的范畴，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其次，它是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和谐相处之路。茶马古道是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由藏汉等民族人民开辟的这条道路，证明了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藏区与祖国不可分割的血源关系，证明了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存关系。它就象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进一步促进了汉族、瑶族、羌族、纳西族、彝族、藏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唐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有力的促进了民族融合、胡汉交流和汉文化的传播，唐代诗人陈陶的“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诗句，就是当时胡汉和亲后的真实写照。第三，它是东西部地区经济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之路。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线路最长、跨越省区最多、地势最险、山路最艰、距离最远、茶叶贸易量最大的商贸古道，但往来货物也不仅仅局限于茶叶，除茶叶之外其它大量货物也被运往西北各地进行交易。沿着这条道路，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内地的先进工艺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施展才艺。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业也发展起来。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也由此道大量输入，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得到提高。在茶马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康巴人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远近闻名，藏区商业迅速兴起，在沿途形成了一大批专为茶马商队提供食宿的商号店铺，出现了集客栈、商铺、中介机构为一体的服务机构锅庄，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第四，马帮人具有独特的冒险精神、吃苦勤勉精神和亲和宽容精神。清悠的驮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年古道的沉寂与优静，成百上千的马帮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跋山涉水、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中以命相搏，艰难前行，奔走谋生。他们既是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商业群体利益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守信誉，重义气，宽容忍让，在艰难困苦中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和信任。第五，马帮人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堂堂华夏，泱泱大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每逢西北边境战事吃紧，无论是御驾亲征还是将帅用命，一旦粮道不通，大批军械粮草都需要借助马帮驼队抄近道快速运往前线备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无数马帮人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前线驮运物资，用生命和鲜血支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第六，茶马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茶马古道沿途壮丽秀美的自然景观激发了自然人潜在的勇气和力量，历练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和适者生存的本能，使人的精神得到洗礼，灵魂得到升华，从而衬托出人生的价值和伟大。

        走过四季轮回，经历岁月更迭，远去了刀光剑影，沉寂了马帮嘶鸣。繁华数千年的茶马古道早已被四通八达的高铁高速公路所代替，天堑变通途，蜀道不再难，身未动，心已远，朝发夕至已在千里之外。但茶马人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以命相搏的英雄气节，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正成为当今略阳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自立自强、奋发有为、勇于担当振兴乡村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作者简介：梁景泉，男，汉族，生于七十年代，陕西略阳人，曾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和政务工作，有多篇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发表于报刊杂志，略阳民歌传承人之一。现为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略阳县诗词学会会员，著有《西汉水流域民间山歌的基本形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