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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古人类绵延不绝的世界胜地
作者: 张昌文
发布时间: 2023-03-20 20:05:32

        汉中,一方古老的热土,令世人向往的宜居之地,在从猿到人的发展历程中,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衍进中,从母系社区向父系社会的转变时,随着人类化石及其遗址遗存的不断发现,揭开了汉中古人类的神秘面纱,呈现出令人引以自豪的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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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扫描专家学者对汉中无文字时代的文字记述

        汉中古人类历史,深受专家学者的青睐。根据汉中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对无文字时代形成了许多文字记述,正如美国俄勒冈大学考古教授迈尔·阿金斯考察龙岗寺古人类遗址后欣然题词:“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源。”

        1929年中国地质所专家赵亚增、黄汲清等开创了梁山古地质的研究。1942年地质调查所又派卢衍豪教授到梁山“作过详细的调查,并派测量师二人测绘出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形图。”1943年西北联大历史系陆懋德教授首次发现了龙岗寺旧石器,随即在成都的《说文月刊》上发表了《汉中区的史前文化》一文,引起了地质、考古、古生物学界的高度重视。

        1950年8月,西北大学郁士元教授带领学生在梁山实习,再次发现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采集到近千件旧石器标本,在汉中中学展览一天,并作了梁山勘察收获和从猿到人的报告。随后绘制了五千分之一的梁山震旦纪及震旦前纪的地质图,写成了《关于梁山地质概况》的专文。1950年9月17日《陕西日报》以《梁山地质概貌》为题,作了专门报道。1951年第1期《华西文物》上刊登了《西北大学梁山实习团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1956年《地质学报》36卷第2期卢衍豪教授发表了《汉中梁山地区二叠记并论中国南部二叠系的分层和对比》。1957年第5卷《古生物学报》第4期霍世诚发表了《汉中梁山老志留系的细钢笔石》。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汉中考古调查中,再次发现龙岗寺还有新石器时代遗存。

        1960年《文物》第4期熊培庚先生发表了《陕南汉水流域调查发现很多处遗址》。1961年第7期《考古》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发表了《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1962年第6期《考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水队发表了《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一九六一年发掘简报》和《陕西汉中专区考古调查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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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探明了龙岗寺新石器遗址的分布范围,在龙岗寺寺院东侧50米左右,总面积为7500平方米。

        1980年,西安矿业学院阎嘉祺教授等先后在龙岗寺周围近30平方千米内采集到近千件打制石器以及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随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教授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魏京武等,发现了总面积约2400平方米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了数千件旧石器标本以及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1980年《考古与文物》创刊号发表了巩启明先生《三十年来陕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第二期发表了魏京武、孙中《汉江上游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0年第4期《考古与文物》上阎嘉祺发表了《陕西汉中地区梁山龙岗首次发现旧石器》。1981年《考古与文物》第2期阎嘉祺发表了《陕西汉中地区梁山旧石器再调查》。第5期发表了唐金裕《汉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1982年《考古与文物》第5期发表了魏京武、杨亚长《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1982年《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版)第4期刘洪福发表了《陕西南郑梁山的二叠系长兴组》。1983年10月至1984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875平方米。1983年《史前研究》创刊号阎嘉祺、魏京武发表了《陕西梁山旧石器之研究》。1983年《考古与文物》第6期魏京武、杨亚长发表了《论汉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年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丛刊第3号魏京武发表了《陕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1984年《文博》创刊号唐金裕发表了《汉水上游巴文化的探讨》。1984年《历史知识》第3期武树帜发表了《汉中地区古迹多》。1984年《考古》第11期吴加安等发表了《汉水上游和渭河流域“前仰韶”新石器文化的性质问题》。1985年《史前研究》第1期魏京武发表了《碳——14测定年代与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1985年《考古与文物》第6期尹申平发表了《陕西南郑龙岗寺发现的旧石器》。同年《中国考古学年鉴》魏京武、杨亚长发表了《南郑县龙岗寺新石时代遗址》。198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陕西省发掘出一处新石器时期墓地》。同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陕西梁山地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1986年第3、4期《史前研究》杨亚长发表了《陕西南郑龙岗寺新出土的旧石器和动物化石》。1986年6月期《历史知识》杨亚长发表了《我国史前精湛的骨雕和牙雕艺术》。1986年《中原文物》特刊总第5号巩启明发表了《陕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概况》。1986年第2期《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版)刘洪福发表了《陕西南郑梁山南郑组的时代及生物群》。陈荣华等在第5号《中国科学院562综合研究大队集刊》发表了《陕南梁山宝塔组的牙形刺及其时代》。1987年第3期《人类学学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祁国琴发表了《梁山旧石器遗址的初步观察》。同年《人类学学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汤英俊、宗冠福等发表了《汉水上游旧石器的新发现》。1987年《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魏京武发表了《李家村文化再探讨》。1987年第4期《考古与文物》魏京武发表了《汉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探》。1988第6期《考古与文物》陕西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发表了《陕西南郑龙岗寺发现的旧石器》。1988年第5、6期《考古与文物》发表了魏京武、尹申平的《陕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巩启明的《陕西新石器考古工作与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队的《陕西南郑龙岗寺发掘的“前仰韶”遗存》、杨亚长的《龙岗寺“前仰韶”遗存有关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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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第12期《汉中文化报》发表了《梁山出土文物的文化价值》。1991年《庆祝武佰论先生九十华诞文集》收录尹申平的《梁山旧石器文化研究综述》。1991年《史前研究》(辑刊)收录王炜林的《再论汉水上游地区的前仰韶时期遗存》、渭阳的《陕西南郑发现半坡类型印纹白陶》。西北大学出版社《中国汉不文化研究》收录李星《汉水流域文化渊源的几个问题》。1991年第1期《汉中师范学院学报》梁中效发表了《汉水上游文化史探微》。1991年第1辑《环境考古研究》上魏京武、王炜发表了《汉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生存》。1992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批旧石器在南郑出土》。(附图)1992年3月8日《中国文物报》陈泽孝发表了《红陶桃形罐》。1993年《考古学研究》魏京武、杨亚长发表了《龙岗寺新石器时代公共墓地的发掘与初步研究》,第10期《陕西地方志》陈兴云发表了《汉中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1994年《汉中师院学报》第2期余忠平发表了《南郑县龙岗寺文化遗址简介》,1994年第5期《文博》周春茂发表了《陕西古人类文化类型与分布》。1997年《考古与文物》第1期尚民杰发表了《龙岗寺仰韶墓地葬俗管窥》。1998年第5期《考古与文物》杨亚长发表了《陕西地区史前考古的主要收获》。1998年10月17日《汉中日报》冯贵华发表了《龙岗寺古人类遗址发掘记》。

        2001年第2期《三秦论坛》张昌文发表了《龙岗寺古人类遗址研究扫描》。

        对于汉中古人类文化,不仅有众多专家学者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发表了多层次的研究成果,而且也形成了有影响的专著,1986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南考古报告集》。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1991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翦万筹主编的《梁山地质》,获1997年全国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01年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张昌文、余忠平主编的《龙岗胜迹》等。

        还有涉及汉中古人类的著作如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宝生主编《陕南文化概览》。2002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左汤泉编著的《汉中文物古迹揽胜》。201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清河主编的《汉水文化史》。2015年西安出版社出版的《龙岗龙岗》以及市、县(区)地方志,给我们留下了认识汉中古人类重要的文献,汇成了汉中那无文字时代的文字记载,为认识汉中古人类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宝库。

        二、人类化石的发现揭开了汉中古人类崭新的一页

        探索一个地方的古老历史,冲破没有文字记载的荒漠,只有多学科的参与,才能得出科学的共识成果。地质学告诉人们地层的地质年代及生物演化阶段,同位素年龄等;考古学发现人类化石及遗址遗存,为其人类的发展史提供了直接的证据。随着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科学的测定年代的方法提供了时代年轮。其方法也不断丰富改进,从地质层的认知,C14的测定,地磁学的运用,到人类学家运用比较解剖学的方法,再到遗传学家运用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将基因工程和历史学结合起来,从而计算出各自的起源和分化年代,不断揭开早期的人类之谜。

        那么,汉中古人类化石有何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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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疥疙洞的发现——填补了汉中人类化石的空白

2018—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和南郑区龙岗寺遗址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队,对汉中市南郑梁山镇南寨村附近的疥疙洞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在27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发现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遗迹,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万余件遗物。其中,考古人员在原生地层中出土2枚早期现代人牙齿化石,并在早年被人工搬运到洞外的,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堆积中筛洗发现人类牙齿4枚,头骨残片3块,两处发现石化程度相当。据央广网报道,该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至1.5万年期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项目负责人王社江研究员表示,该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具有典型的早期现代人特征,是中国南北过渡地带秦岭地区首次发掘出土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为研究秦岭地区更新世晚期的人类体质特征,现代人在中国境内的扩散与时空分布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材料。该遗址地层堆积基本连续,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性质明确,对于研究中国古人类体质及其文化的连续演化、不间断发展和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过渡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地层年代、古环境证据、显示其制作和使用者应是生活在疥疙洞附近的早期现代人。以《现代人始祖的生活印记》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申报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候选项目,最终位居第一被通过。

        不同的是,这次用现代光释光等两种方法进行了测年,有人类制造的石器和动物化石的最深的层位,一种方法测得是大于10万年或10万年左右,另一种方法测得大概是在7万年左右。不管怎么说,人类最早期占据这个洞穴的时间不会晚于七八万年前。而上面的层位测量数据显示,大概年代在1.5万年左右。也就是说从七八万年前一直到1.5万年前,人类是在洞穴里面长期生活的。这个阶段,正是人类走向现代人的起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此发现之前,龙岗旧石器遗址已有众多石器及动物化石的发现,1992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第四版(《要闻》)发表新华社电《一批旧石在南郑出土》,明确指出“经过有关专家鉴定,这批旧石器距今约120万年以上,早于蓝田猿人遗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教授更是指出:“龙岗文化遗址是亚洲第三处重大猿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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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龙岗新石器时代遗址430座墓葬的发掘

        龙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最主要的收获是揭露了一处保存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该墓地位寺龙岗遗址的东部,东西宽约30米,南北长约40米,总面积1200平方米,共发掘清理墓葬430座。其中李家村文化时期墓葬7座,仰韶文化半坡类型423座。出土人体完整骨架200余具,以及众多文物。《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指出:“龙岗寺遗址的文化层堆积,从距今7000年的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存开始,经过仰韶文化,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都有人类在这里居住,特别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先民们在这里长期定居而留下众多的墓葬。”从人类发展看,无疑是现代人的祖先,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完整骨架200余具,便是人类进入现代人的铁证,与疥疙洞古人类相承继。

        这里提到的李家村文化源于李家村遗址。该遗址位于西乡县牧马河南岸第一台阶上。1960年和1961年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两次发掘面积1135平方米,出土有陶器、石器、房址一处,陶窑一座,墓葬4座,绝对年代距今8000—7000年,学术界命名为“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作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高度评价说:“这次李家村的发现,才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

        在人类进化理论上,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阐明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的发展规律。1871年,他又出版了《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列举许多证据说明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他的不足没有认识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未能正确解释古猿如何演变成人。1876年,恩格斯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指出人类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劳动。恩格斯把生活在树上的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作“正在形成的人”,而把能够创造工具的人称作“完全形成的人”。随着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测定年代方法的不断改进,尽管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可以大致勾划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线索,这为我们认识汉中古人类无疑是一部信史。

        三、汉中古人类遗址与汉水流域古人类遗址交相辉映

        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汉水作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汉水文化,谱写了史前人类历史光辉的一页。现将其发现列表简述于后

        (一)汉中流域旧石器文化遗址一览表


        从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湖北“郧县人”,以两具人类头骨化石,根据铀系法,古地磁法和电子自施共振(ESR)法测定,生存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或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00万年。同在郧县的梅铺龙骨洞所发现的4枚猿人牙齿化石,综合分析属于直立人范畴。吴汝康教授认为和“北京人”以及“瓜哇人”的同位牙齿特征相似,距今约50万—100万年之间。郧西白龙洞猿人遗址发现了8枚人牙化石,经专家考证,距今约45万—100万年,与“郧县人”相距约30公里,早于“北京人”。在汉水流域的河南南召杏花山古人类遗址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牙齿的尺寸和形态与“北京人”女性标本比较接近。比较动物群的属种,有11种与“蓝田人”动物群相同,12种与“北京人”动物群相同,填补了中原地区古人类的分布空白。还有湖北郧西黄龙洞古人类遗址晚期智人化石的发现,与“疥疙洞”的人类化石的发现在时间上距今约10——4万年之间相合,填补了中国人类进化链上一个重要的缺环,其意义是研究非共生的人化石和遗物之间的文化关系所不能替代的。它们与早期内蒙古河套人化石及广西柳江化石一起,更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和东亚存在有较早阶段的晚期智人,中国现代人是由中国古猿直接演化而来。而在这人过程中,汉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从人类发展史看:一是充分展示了亚洲直立人的形体特征;二是为研究晚期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的传承关系提供了珍贵标本;三是研究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传承关系;四是为探讨现代人类起源提供了重要标本;五是为研究我国南北过渡地带的古气候、环境、生物组合、人类分布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二)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重要遗址一览表



        以上两表转列于陕西人民出版社《汉水文化史》。

        从上表可以看到,汉水流域新石器文化传承着丰富的旧石器文化且群星璀灿,分布广泛。学术界根据文化内涵和特征把汉水中上游遗址分为老官台李家村类型,距今7000年以上;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约7000—6000年,仰韵文化庙底沟类型约5000年上下,龙山文化距今4000左右。汉水中下游主要分布着大溪文化类型7000—5200年间,屈家岭文化类型距今5500——4600年间;石家河文化类型距今约4700—4000年间,既揭示了遗址的文化特征,又揭示了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探讨人类起源及其演化过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汉中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演化中的地位及价值

        从已发现的人类化石来看,世界上人类的演化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即南方古猿阶段、能人阶段、直立人阶段、智人阶段。

        (一)南方古猿阶段。从1974年开始,英国学者M·D,利基在坦桑尼亚莱托利尔地层发现了人类化石,除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部分骨胳外,还发现一些成人的上下颌碎片及牙齿,定年在380—360万年间。1972年在东非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库彼费拉发现了编号为KNM-ER1470号人的头骨,定年290万年前,因头骨无直立人那样明显突出的眉嵴,在进化系统中的位置还有争议。这一阶段距今生存于440万年—200万年前,在中国发现过距今300万至500万年间的猿人化石,安徽人字洞遗址其年代为240万—200万年前,四川巫山龙骨坡遗址,距今215万年—187万年前,显然汉水流域没有这么早的发现。

        (二)能人阶段。从1960年起,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陆续发现的一些人类化石,其脑量约为680毫升,手骨及足骨与现代人相似,1964年定名为“能人”,距今200万—150万年前。发现于瓜哇的莫佐克托猿人,有人研究认为约190万年前。这一阶段的能人比南方古猿明显地脑量扩大,并能以石块制造工具(石器),我国的云南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前,河北小长梁遗址距今187万—167万年前,当在这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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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直立人阶段。距今150万—20万年前。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晚期到中更新世。其脑容量为775—1400毫升。最早发现的直立人是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在瓜哇发现的头盖骨、牙齿、大腿骨化石,当时引起了人还是猿的争论,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的化石,才确立了直立人在人类演化史上的地位。直立人在亚洲、非洲、欧洲都有发现。在中国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郧西人以及汉中龙岗等都有发现。显然,汉中古人类已开始生存生活。

        (四)智人阶段。一般又分为早期智人阶段和晚期智人阶段。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30万年—4万年前,地质时代属更新世晚期,在亚洲、非洲、欧洲都有发现。脑容量约为1300—1750毫升,比直立人脑容量大得多,脑组织也更为复杂。一为“典型的尼安德特人”,发现于西班牙、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地。一为“进步的尼安德特人”,发现于以色列,黎巴嫰等地,有学者认为前者已灭绝,也有学者认为并未灭绝,而是欧洲人的祖先。汉水流域的郧西黄龙洞古人类遗址和汉中梁山疥疙洞遗址,都有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发现。

       晚期智人距今4万—1万年前,又称“新人”,“现代人”。体质形态与现代人类已无多大差别,发现的化石分布于亚、非、欧、美、澳各大洲。说明此时除南极洲外,地球上各大洲均有人类居住。我国已有枊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汉中疥疙洞等等都有发现。

        正如《汉水文化史》中指出:“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人类在汉水流域的生存与发展绵延不绝,形成了一个前后承袭的完整的发展序列,是中国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

        五、结论

        研究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来自人类化石的发现。在理论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类”的科学理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据此,根据汉中人类化石及众多劳动工具旧、新石器的发现,通过在比较研究中便可以发现以下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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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类从猿到人进化而来,根本原因是劳动。

        (二)各地众多遗址与化石的发现,构建了人类起源演化的漫长过程。

        (三)无文字时代的文字认知,离不开众多学科学者的科学贡献,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加科学准确。

        (四)人类文明不仅源于河流,而且兴于山岳,且“先居山岳,后沿河流”而发展。

        (五)人类起源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在肯定共同认知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个性差异,这是独特价值的体现。汉中古人类化石以及旧、新石器遗址群告诉我们:

        (1)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从直立人到智人阶段,汉中从120万年前到1万年的现代人绵延不绝。虽然早期缺乏人类化石的直接证据。但从劳动工具及遗址遗存已得以证实,再从汉水流域的其他遗址也可以旁证汉中古人类绵延不绝,在人类起源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2)新石器时代,从原始的母系社会进入到父系社会,汉中从李家村文化到龙山文化,又有着四千年的发现,与旧石器现代人联系起来,人类从远古至今,在汉中生生不息。

        (3)在一个地方发现,从古至今的人类足迹是世界各地遗址无与伦比的,其他遗址有此无彼,都具有一定的时段性,而汉中全面展示了人类从远古走来的全貌,真乃绝无仅有之圣地。

        (4)历史悠久,遗存丰厚,有待深入研究,广泛宣传展示。

       据此,可以说,汉中——古人类绵延不绝的世界胜地,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为此建议:

        1、召开汉中考古世界大会,把疥疙洞人类化石定名为“汉中人”或“南郑人”,早日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

        2、申报人类起源博物馆建设项目。

        3、每年菜花节文化旅游活动中,举行隆重的汉中现代人始祖祭祖活动。

        4、设立汉中史前文化研究工作室,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组织开展高层次专题研究,把“汉风古韵”夯实,树立“汉中国宝地,人类宜居园”的时代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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