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怎样，只要以审美的眼光，鼓励的情怀，帮助的态度，善意的批评，都会给作者或读者以启发。籍此，谈谈长篇历史小说《匹马戌梁州》读后之感。

        一、致朱军先生

        初冬的清晨，朱军先生送来了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作，长篇历史小说《匹马戌梁州》，令人爱不释手，也让人肃然起敬。

        首先不避笨拙，以文友耳熟能详的《陋室铭》之形体致朱军先生：位不在高，有书则名。友不在多，有君则行。斯是朱军，艺苑尖兵。文字逾千万，著作过伍零。谈笑秦巴间，徜徉汉水滨。可以诵诗文，揽古今。无杂声之乱耳，无浊气之烟熏。眼前台灯亮，笔下故事新。人常云：“情海之深！”

        正是这文学艺术的深情瀚海，他在乘风破浪，孜孜不倦地拼搏前进。正如他在长篇历史小说《匹马戌梁州》后记所说：“面对文海汹涌，面对文事衰微，面对各种消解文化、挤兑文心的天下乱象，这一卷小书实在是不算什么的？但又是不能忽略的，起码对于坚守着自己，对于文心袅袅的日子，也应当欣然和陶然。”

        著名作家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贾平凹也说过：“文学是马拉松。”著名作家陈忠实也说过：“文学依然神圣。”这些话在朱军先生的创作之路上得到了验证。

       “写完了，终于写完了，那么，它就是最好的！”对于每一位作者我是完全支持这份自信的。

        二、小说的主旨何在

       “每一个朝代，每一个书生，乃至每一个具有拳拳之心的报国者，无不洋溢着一股奇绝的豪情，更无不矗立着一道熠熠生辉的丰碑。”

        小说正是以陆游1172年3月以干办公事兼检法官身份来到王炎军中，在抗金前线的梁州（今汉中），度过了八个月的军旅生活，以其爱国之心，报国之行，以汪洋恣肆之情笔，给予了酣畅淋漓的集中反映。

        然而，无论陆游“陈军策”、“厉兵马”、“整军容”等等。都无法改变“狼烟急”、“主帅厄”的局面，在朝廷“主战”与“主和”的斗争中，绐终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

        借用陆游的诗句：“回首金牛道，加鞭负壮心。”这正是一个渴望建功立业人难以治愈的心病。正如书中写到：“陆某提议，为国家沧桑沦落沮丧，为异族入侵驰奔而悲哀，为一个吴府的金碧辉煌，还有商女不知亡国之恨的麻木，也为你我无能为力抗金，列位举起酒杯，自我迷醉吧！不错，天增岁月人增寿，家家修缮面貌新。可是，没有国家的完整，哪来的一家一户的完整？没有国家的兴盛，哪来的家家户户的兴盛，没有国家和朝廷的昌运，又何来你家我家每一个人的长寿？长寿的奴隶，被蹂躏的国民，又有什么尊严和喜庆？”“想这吴府，曾经何等荣耀，曾经何等威猛，那荣耀，是先祖的血肉筑成，那威猛，是驰骋在抗金前线的威猛，可敬啊，可佩啊！而今呢，一切安在？荣耀呢，威猛呢，难道只有这些死气沉沉的雕梁画栋之中吗？难道只在这些纸醉金迷的挥霍之中吗？可悲，可悲啊！”

        这是多么的振聋发聩啊！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大好时光下，难道只会“酣宴纵博”、“听歌赏舞”、“打球射堋”、“男欢女爱”吗？

       一个梦想从戎报国的男人，涌上心头的首先是一种家国之痛！陆游的悲剧，难道不是许多有识之士报国无门的悲愤吗？养者久所以发也大，味于言故能见其心，难道不是吗？

        三、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

        文学就是人学。在一部小说中，塑造出栩栩如生人物形象，是其成功的秘诀。

        诚如作者在长篇历史小说《匹马戌梁州》后记中告诉我们：“我设计了这样的一些人物。一组是官场和朝廷的人物，有虞允文，有孝宗的背影，有他们看不见的对立面，设计了陆游身边的一些幕僚，那个叫做王炎的将军，乃至一些下级兵丁等等，都在其中。另一些人物，比如梅子，比如小丽，比如黑脸膛的汉子、玄色衣衫的汉子，尤其是那个刘大胡子、老苟、牧马人，以及饶风关上的小将和长安卧底们，他们在于时局的决定上，在对于战与和的影响上，江湖永远没有庙堂有力量，但正是有了江湖的规模和力量，才有了陆游们的游走空间，才有了陆游的生活世界和感情世界，也才有了某种精彩。”正是基于这样的深思熟虑，作者就像写戏曲剧本一样，一开始就给我们列出了人物表，告诉读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如王炎、南宋将军，曾在汉中（时称梁州）担任宣抚使，统帅抗敌兵马。黑脸堂，猎人，身手不凡，曾为国出力，被官吏冤屈。刘大胡子，落草之匪，彪悍，被官军追赶，内心向往抗金报国等等。

        那么陆游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陈洪、张峰屹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样评介：“陆游的诗歌创作是我国古代爱国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在他的近万首诗中贯穿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对于国家命运的无限关怀，对祖国的土地、人民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热爱，这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渴望恢复中原、渴望自己有机会歌颂胜利，是陆游创作的主要动力，而他对这种愿望与实现政治局势之间的矛盾有深刻的体会，不能不产生一种悲愤的情感。”

        也许作者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每章开篇都以陆游的诗（词）句为引，既体现了作者对人物把握的历史真实，又起到了画龙点晴的点题之艺术效果，突出了主人公的博大情怀，做到了今人写历史人物，“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巧妙构思。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不精研诗人作品，是无法实现的。可算是匠心独运！

        “这一天，书生陆游穿上了一套戎装。扎绑腿，着军服，披轻裘，还戴着南宋行伍之人才有的帽子，里面还有扎紧了的头巾。军服是棕色的，马靴是黑色的，披风则是外红里黑的。这还不算，他的剑斜挎着，弓失和箭袋是少不了的，也横跨在肩头，再配了一匹马，实在是英俊干练。他虽说四十七岁了，但此时此刻更加有着成熟男人的魅力；这些他自己不一定能看出，同行的阎苍舒和张季长则看得很是分明，他们几个互相看着，呵呵地笑了。”

        在描写人物中，既注重个体形象，还把他置于同行眼中，考虑“关系网”的感受。这正是作者凸现的个性形象，也是群相的聚焦。恰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庙堂与江湖之间，形成了他与朝野的人际关系。在庙堂，陆游是一个低微的小官儿，大不了正科级，不到副处级别；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也好，陆务观也罢，还有后来的陆放翁，都有着一颗勃勃的热心肠。他受虞允文推荐，在王炎的宣抚府从军，和他的张季长、高季长相处，和他的刘戒之、周元吉共事，也和梅子等人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此其一端，即江湖声息。另一头，则是急遽变化着的庙堂人世，每一天都有纷乱的人际关系端倪；每一刻都有暗流涌动，构成特有的庙堂，又形成不同于别处的江湖人物群像。”

       小说是写人、叙事文学的天堂。人在事中显，事要人去做。作者在叙述故事之中，更多地用了人物的心理描写，揭示人物的心潮澎湃。恕不举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在这里所说的“入乎其内”，就是指熟悉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身内容及其规律，即全面地掌握生活素材；所说的“出乎其外”，是指作家不能拘泥于生活现象，生活事实，而要根据主题思想等方面的要求，有所选择，有所取舍，亦即我们常说的提炼和典型化的问题。在《匹马戌梁州》中，难能可贵地是，在塑造陆游这个人物时，作者尽可能地做到了这一点。

       小说中的陆游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就是书生陆游。这，就是诗人陆游。这，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啊！这，也是马踏雄关，铁马秋风的陆游。”我还要追加一句，这，也是风情万种的陆游。

       四、技与道的双构性统一

       长篇历史小说《匹马戌梁州》又一个突出的特色，那就是叙事中“技与道的双构性统一。”

       叙事形式的探索有着文学自身的必然性。在如何解读叙事作品方面，中西叙事理论采用了不同的途径。中国的叙事文论重主体的审美经验，将叙事文本看成是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的载体，包含着重直觉，重诗化的中国智慧。

        南宋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中指出：“按叙事起于古史官，其体有二：有纪一代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滕》《顾命》是也，后世志记之属似之。又有记一人之始终者，则先秦盖未之有，而昉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之属似之。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可见，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不同文体、不同体例的史学、文学著作，其中所体现的种种叙事法则，是我们弘扬的范例。

       而西方叙事理论，则重审美客体的分析，以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作为逻辑出发点，将叙事看成是语言的文本。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指出，故事“指的是真实或虚构的，作为话语对象的接连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之间连贯、反衬、重复等等不同的关系”，更简单地说，故事即“被讲述的全部事件。”詹姆斯·费伦在《新叙事话语》里更说：话语是“用来讲故事的一套手法，包括观赏（谁在看）、声音（谁在说话）、持续时间（讲述某事所需的时间）、频率（唯只一次讲述还是重复讲述）和速度（一段话语涵盖多少故事时间）”。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中，话语被视为叙事的方法，区别于内容—人物、事件和背景。”

        显然，它们各自发现了文本的不同性质侧面，但从更高的层面上看，文本是人的本体的全面展开，语言和心理都体现了人的本体存在。

      运用上述观念，读文学作品，就应该用文学的眼光，分析鉴赏的视角去阅读欣赏，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自己来回答。在长篇历史小说《匹马戌梁州》中，作者紧扣陆游在汉中的军旅生活，以第三人称来全视觉地叙述故事。全书共计三卷四十七章，加简短的序章和尾章，构成了小说全貌。在叙述方式上以顺序为主，兼有倒叙、插叙、补叙的综合运用。每章5至7页，长短相当，既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可独立成篇一读。整个书卷就像以线串珠式的构成了一台大戏。情节起伏跌宕，在叙事中，融进了议论、抒情、说明的表达方式，“一切都是令人迷醉的”。

传统名著《金瓶梅》中“一宅二寺院”的潜隐结构给日常生活的描述蒙上了一层宗教和命运的色彩；《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的设置与古代中国的原始信仰和方术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贯穿全书的神秘数字更暗示着一种深层的意蕴。《匹马戌梁州》四十七章，而陆游正是四十七岁，“再一思忖，我在注目陆游并且第一回写他在此间小小故事的短篇之时，是2010年初，那会儿我自己正是四十七岁，”“这里面不是有些神秘呢？是巧合吗？还是一种天意？”

       中国当代叙事学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杨义先生指出：中国叙事作品形成了“技与道的双构性思维”，“它们以结构之技呼应着结构之道，以结构之形暗示着结构之神，或者说它们的结构的本身也是带有双构性的，以显层的技巧结构蘊涵着深层的哲理结构，反过来又以深层的哲理结构贯通着显层的技巧性结构。”就像《红楼梦》中的“甄士隐”一样，有着深层次的意蕴。《匹马戌梁州》正是这样，超越了作者以往的作品。

       五、值得商榷的二三事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如何运用语言写出精美的小说，不同作家有不同的语言驾驭能力和叙述风格。特别是叙述性语言，要求准确、简练、生动、形象，能根据反映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语言形式。不禁令人想起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在本身的又澄明着又隐蔽着的到来。”康必诚评论司马迁说：“他的文辞、笔力劲拔。在他发痛愤的地方，文情如火如荼，悲哀之处又非常凄绝，极尽文章的能事，在《项羽本纪》与《刺客列传》里正可以看到。而且司马迁是富于感情的，发之于文辞，精彩绝世，《游侠》《货殖》二传就可以代表他的性格。”

      在《匹马戌梁州》中语言优美，文辞新丽，有着散文性诗化的表达。

       如开篇：“风起兮，云飞扬。心激荡，目灼亮。飞流直下，小船悠悠，加上山色空蒙寸亦奇，一片白浪，正清洌洌地迎上前来，又退向后去。山阴赤子，华夏赤子，诗歌赤子，也正在时间的深水中慢慢浮出，含着潇洒，更带着排空而来的震撼。为此，南宋有了猛士的长啸。为此，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和一片陌生的山水，有了碰撞，有了交融，更有了火花四溢的点染。”不难看出作者的用词遣句。有着深厚的功力，拟人、排比，气势夺人，烘托出陆游激情四射，报国心切，斗志昂扬的英俊形象。

       读完全卷，让人惊其的发现，据不完全统计，仅问句达470句之多，如“那又算得什么？”“那更是情何堪？”“心有何惧？”“还能干什么呢？”“岂不可笑也哉？”“也算是为国做了贡献？”“如何？”“也许是梅子走之后的又番苦心？”“还是在自语着什么？”“这又是为什么？”等等。无论是疑问，还是设问，还是反问，虽然增强了表达的效果，读来总是让人心累。可乎减少呢？

       如：“但闻一股袅袅的馨香飘了过来，是兰花？是苜蓿？还是铃兰的芬芳？实在不好说。”可乎将其三问修改为“似兰花，似苜蓿，似铃兰的芬芳”，咱写的毕竟是小说啊！

      再有“人物表”，既然列在前面给读者以提示，读完小说才知，还有高季长、刘戒之、周元吉、吴兴亭、小丽、郭缪、陆母、老道、法师、吴康、王神医等人，为何在“人物表”中没有其名呢？

       还有是“张季常”，还是“张季长”，从文本看应是后者。再如“火生金”对吗？

       凡此总总，特与作者商榷，以求艺术之臻美。藉此共勉，以期来者！谬评之说，还望方家指正。

        张昌文，中国民协会员，陕西历史文化使者，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汉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二级编剧。